和之前的起义一样，起义的初期义军总是势如破竹，他们焚毁官府、寺庙和豪强的住宅，这里要说一下焚毁寺庙，大部分人认为，我佛慈悲，为什么要焚毁寺庙呢？提这个问题的人在历史这个学科上有很大的盲区，寺庙，历朝历代都是兼并土地极其多的。

钟相义军到处诛杀贪官污吏，将地主的土地分给起义将士，起义军制定了自己的法律，把杀贪官这种行为称之为“行法”，顾名思义，也就是施行法律，把平分贪官污吏的财产的这一行为称为“均平”，而宋朝的原来的法律则被斥责为“邪法”。

起义军是中国法制的先行者，他们的立法对劳动者加以保护，所以义军得到了底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认为起义是“天理当然”（语见《宋史》）。

地主阶级一向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钟相起义军的浩大声势让各地的官员绅士十分惊恐，他们热烈欢迎朝廷的军队，并组织地主武装配合宋军镇压。

然而宋军却屡屡失败，起义军却越战越勇。

接下来，宋军开始了和历史上如出一辙的熟悉的套路，用马保国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来骗，来，偷袭。

他们偷袭了钟相，偷袭的方式非常卑劣，正面交战打不过，于是乎他们派奸细悄悄混入钟相军中作为内应，在内奸的里应外合之下，钟相大意了，没有闪，结果起义军的营寨被攻破，钟相和他的儿子被俘。

被俘之后，直接说结局，也没有别的结局，只能是遇害。

残酷镇压、无情打击，是宋朝朝廷以及宋代地主阶级应对农民起义的不二法门。

已成燎原之势的钟相起义因为钟相的遇害熄火了不少，但是这火焰，还没有完全熄灭。

钟相就义之后，起义军公推杨幺为首领，带领他们与官军继续作战。在杨幺的领导下，起义军在战略上终于有了大的突破，他们搞平战结合，于洞庭湖沿岸建立营寨二三十所，平时从事生产，而且他们注重扬长避短，起义军擅长水战，而大宋官军则是长于陆战，一打起仗，起义军就登上船，跑到水面上，先跑，你追不上，你累了，他再来。总之，十六字口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起义军充分利用洞庭湖的复杂地形，来了个水路两栖作战。宋军不敌，连连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