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来举手答道：

“我觉得，回应超车的方式至少有两种。

第一种，可以加速超过对方，‘教训他一下’，但被教训的人不一定会意识到自己之前超车了——于是这一行为构成了挑衅。

——他们也不一定会接受你的‘指教’，而且即便接受了，这么做也不太可能会给你带来任何长期利益。

第二种，也可以选择利用‘非正式’的交通信号，比如竖中指。

或者按澳大利亚目前正流行的做法，向对方竖小指，因为澳大利亚道路交通管理局的一则广告称，超速或野蛮驾驶是一种缺乏自信的矫枉过正的做法。

如果对方注意到了你的行为，你会感觉自己胜利了，但如果对方又竖起一根中指回敬你呢？

最后，就算我们想对不文明的司机表示不满，信息往往也无法送达。

而我们依然会为此抓狂，但却没人会看到。

回答完毕！”

薛老师微笑着点点头，接着说：

“嗯！回答不错！

卡茨认为，我们在驾驶室里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表演，愤怒地‘上演道德的戏剧’，我们扮演其中蒙冤的受害者和‘复仇的英雄’，但这往往会招致更惨烈的交通事故。

仅仅咒骂对方还不够，我们还会变得愤怒。

‘愤怒的司机成了一名魔术师，’卡茨说，‘被自己的魔法蒙蔽了双眼。’

不知道同学们平常注意过这种情况没有。”

大家纷纷微笑着点头道：

“注意过！是的，是这样子！”

“嗯！很形象！很生动！”

“魔术师，有意思！”

……

薛老师接着说：

“卡茨还指出，作为这出‘道德戏剧’的一部分，为了赋予这次遭遇一个‘新的意义’，我们有时会试图在事后搜集一些关于不文明司机的信息（比如加速凑过去看看他们的长相）；

与此同时在脑海中设想，恶人可能会是谁（比如女性、男性、青少年、老年人、卡车司机、共和党人、‘打电话的傻瓜’，或者，如果都没猜对，那就单纯是‘傻瓜’），最后再给戏剧编造一个合适的结尾。

这就好比道路版的‘基本归因谬误’（fundamentalattributionerror）。

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意思是人们倾向于将行为归因于个人的内在特质；

同时，基于“行动者–观察者效应”（actor-observereffect），我们又往往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特殊情境下的无奈之举。

一般的人大概从未从后视镜里看着自己，心里嘀咕着‘蠢货司机’。

心理学家认为，行动者–观察者效应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个体希望更好地掌控当前的复杂局面（比如开车）。

另外，训斥超车的‘蠢货司机’，比全面分析导致这一行为的各种成因要容易得多。

就连对交通方式的选择，似乎也深受基本归因谬误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当骑车人违反交通规则时，汽车司机会认为他们鲁莽且无法无天；

而当汽车司机违反了交通规则时，别的司机则往往认为他们是受环境所迫。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愤怒似乎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身份感——又一个被交通吞没的人类特征。

司机被弱化成一个品牌（最多是个大致的刻板印象），或一串没有名字的车牌号。

我们在这片匿名的海洋中寻找点滴意义：想想看，每当看到和你车型相同的车辆或归属地相同的车牌时，你是不是有种略带惊奇的喜悦？

（一些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待与自己生日相同的人往往更友善。）

一些司机，尤其是米国司机，想通过个性化的车牌来彰显身份，这无疑是徒劳的。

不过，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你真的希望用区区7个字母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吗？

——况且，你为什么想向一群不认识的人证明自己是谁？”

这时，严明理同学举手道：

“薛老师，我觉得吧，米国人似乎热衷于在昂贵的汽车上粘贴廉价车贴。

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子女天资过人，诙谐地告诉人们‘我的另一辆车是保时捷’，或巧妙地暗示自己经常去某地度假（比如MV）。

这种行为似乎只有米国人热衷，很少会有德国人开着贴有诸如‘我是德国人我自豪’此类车贴的汽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

在任何情况下，在路上向他人昭示自己的身份都会带来诸多问题，因为司机将自己的身份意识转移到了车上。

是不是这样子啊？”

薛老师笑着答道：

“按照卡茨的说法，我们成了‘半机器人’。

汽车成了我们的自我。

‘开车时，你将自我意识放大，’卡茨说，‘前方几百码开外的地方有一辆车变更了车道，你立即感觉自己被加塞儿了。他们没有碰到你，也没有碰到你的车，但你得调整方向盘，并且加速、减速，由此，你放大了自我意识。’

我们会说‘别挡我的路’，而不是‘别挡我和我车的路’。

似乎只有司机会受到身份意识的困扰。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乘客很少像你一样被这些事情激怒，一旦发生纠纷，一些喜欢指手画脚的讨厌乘客甚至会说是你不对。

这可能是由于乘客看问题的角度更客观。

他们没有将自己的身份意识和车绑在一起。

分析司机和乘客在模拟驾驶过程中的大脑活动，研究人员发现二者被激活的神经区域不同，他们实际上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研究结果还显示，在没有乘客的情况下，司机在驾驶速度和保持车距方面更加随意。

仿佛如果没有旁人，就没有任何羞耻感，他们便会委身于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