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皇帝听了秦睿的解释之后，点了点头，诺大个国家，一旦动起来，方方面面的利益作为弘治皇帝都要照顾到；他首先要考虑大明帝国的传承与延续，然后考虑勋贵、文官、宗室、士绅等群体，百姓的利益是排在最后一位的。

自古以来，皇权不下乡，这句话不是空话。究其原因就是官员太少，职能过于繁杂。大明三年一次开科取士，一次三百名，管理一个一亿人的国家，怎么能够？大明三百州府、千余县，也就是说四届科考，每个县才能分配一个官员，有个毛用？

明初朱元璋给知县做了《到任须知》，列了31条，“一祀神，二恤孤，三狱囚，四田粮，五制书榜文，六吏典，七吏典不许那移，八承行事务，九印信衙门，十仓库，十一所属仓场库务，十二系官头匹十三会计粮储，十四各色课程，十五鱼湖，十六金银场，十七窑冶，十八盐场，十九公靡，二十系官房屋，二十一书生员数，二十二耆宿，二十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二十四官户，二十五境内儒者，二十六起减词讼，二十七好闲不务生理，二十八祗禁弓兵，二十九犯法官吏，三十犯法民户，三十一警迹人。”

后来又有简化，《明史·职官志》记录了知县的职能，“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倩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圈减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鼓之产，足以资国用者，则按籍而致贡。”

一个县的工作，总结下来就是“兴学校，辟田野，增户口，平赋役，简词讼，息盗贼”，而一个县最高配置就是知县、县丞、县尉、主簿各一，四个人就是再有精力也做不了这么多事情，于是就有了胥吏。

胥吏通常都是当地人，与本地士绅、宗族的关系都是盘根错节，而中国古代对宗族十分看重，这样就形成了士绅或者宗族代替县令管理百姓的局面，皇权就此中断，这也是为什么皇帝要考虑士绅的利益。

大明自建国到现在已经130余年，可以说是历经波折，弘治皇帝就算携灭鞑靼的赫赫威势，想推进大明改革，也是被文官集团百般掣肘。

自大明建立，锦衣卫、东厂、西厂都是皇帝建立起来与文官集团抗衡的棋子，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务机构，文官集团开始抱团取暖，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加上皇帝不断将权力下放到内阁和六部中，尤其在土木堡之变前后，文官集团已经能与皇权抗衡了，很多历史学家甚至怀疑，土木堡之变就是文官集团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联合瓦剌共同上演的一幕政变，自此之后皇权对付文官系统就很吃力了。

至于武勋集团在大明相对来说非常弱势，因为文官已经将手伸进了军队中，尤其是后勤上面非常受掣肘。没钱没粮，当兵的谁会给你拼命。

弘治皇帝没有魄力将现有的文官体系推翻重来。三年前，弘治皇帝想推行军改时，受到武勋集团阻碍，秦睿与弘治皇帝密议了一夜，就提出了文武两条线同时改革方针：武勋以威压，文官用迂回。威压就是让弘治皇帝直接控制的独立营，干掉鞑靼，用强大的战斗力让武勋集团不敢冒刺。迂回就是建立五道口经济学院，培训一批又一批具有实干精神的官员，同时从社会各行各业中招募精英加以培训，为将来接手文官集团留下的烂摊子做准备。

当然不是说文官集团没有优秀的人才，只是大多数官员学得都是孔孟之道，整日子曰诗云的，不通政务，庸官懒政有时候比贪官更可怕、危害更大。秦睿更佩服和珅办事能力，对于纪晓岚这样整日做道德文章、刷小聪明的人倒是不感冒。

秦睿也有私心，有些未来的事秦睿心里知道，历史有些事情可以改变，有些事情是不能改变的，比如刘瑾会擅权、比如朱厚照荒淫，秦睿必须建立一套能力强、见识广的班底，为将来做准备。

太子朱厚照的丑事被弘治皇帝知道了，受到了惩罚，身边的几个太监被换了，刘瑾却没有受到过多惩罚，高凤因为老成持重，称为负责朱厚照日常的贴身总管，太子最近整日勤恳读书，也不胡闹，毕竟他爹出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