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
一
早些时候，我和梅子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到她的娘家去。从我们简单的小窝到橡树路，一开始还算是一段愉快的路程，尽管那儿对于我还多少有些陌生。人有时候真的需要挪挪窝儿，需要换一下节奏，需要来来去去——我发现这个城市里差不多人人如此。
在这拥挤的街巷里，岳父一家真是最大的幸运者了——也可以叫做“胜利者”——只有胜利者才能住在橡树路上，拥有这样的一处居所。他们竟然占据了一个独院；尤其让我羡慕的是，这院里还有一棵高大的橡树。
“这棵橡树是谁栽的？”我问。
胖乎乎的岳母抚『摸』着粗糙的树皮说：“不知道，前面住这个院子的人也不知搬到哪去了。有人说这棵树有几十年上百年了，我们进城以前很多很多年就有的。”
“那么它也是旧社会过来的一棵树了……”
梅子笑了，岳母也笑了。可是她们刚刚笑过就严肃起来。
我心里却在想：这棵高大的橡树很可能就是那些“失败者”栽下的。我很喜欢这棵橡树，我曾对梅子说：“如果没有这棵橡树，你们家的吸引力可就差多了。”梅子蹙蹙鼻子。
那时岳父已经离休一年多了，岳母虽然不到离休的年龄，可实际上也早已不上班了。在这个小院里，她已经有滋有味地奔忙了二十几个年头。她说自己有病，而且很重。岳父也这样讲。可是我从她的言谈举止、从她的气『色』上看，她比同龄人都要健康得多。
“都是战争年代给弄坏了的。”岳父说。
这是一对参加了战争的人，每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站在他们面前有点儿愧疚或自卑。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战争都是一场神秘而奇特的经历，我自己就常常对具有这种经历的人抱有一些复杂的情感。这是『迷』惘和好奇，有时甚至是一种向往。谁知道他们杀没杀人呢，看样子不会。但战争是无法诠释的，战场上发生什么都是无法预料的……梅子的母亲很会管理家庭，院里栽满了花。这个院子很大，大得都让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这座城市像一座蜂巢，到处分割成很小很小的格子，各『色』人等就在这些密集的孔洞里钻进钻出。而岳父他们这一类人却有办法在这中间活得挺好，闹中取静，可以开拓出绿蓬蓬的一个大空间，真是个奇迹。瞧岳母在院子里用鹅卵石精心地铺了几条甬道，这样下雨天也可以在花圃里来来去去。四周的泥土都被翻松了，有的地方还种了一点儿蔬菜，但大多还是她喜欢的各种花草。秋天，橡树落下了圆圆的橡子，她把橡子一颗颗收拾起来，装在一个纸盒里。那些橡子像板栗一样，但比板栗更光滑也更饱满。有人到这个小院里来玩，岳母就把这些橡子拿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地捧在手里，颠来倒去地看，然后回家塞给自己的孩子。
这座房子一共有六大间，有高敞的阁楼；最东边连接的几间厢房直接通向了阁楼。那厢房是原来梅子居住的，现在空着并保持了原来的模样。这样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可以住在那几间厢屋里。我觉得惟有这儿才能让我感到一点点亲切。这几间屋子透『露』出很多梅子做姑娘时的秘密。比如我可以看出，她很早就是一个喜欢收藏一些小玩艺儿的人——在屋子里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些角落里，直到如今还塞满了一些小贝壳、一些挺好的图片、各种各样的书籍。被遗留在这里的还有一些多年以前的画报。有几份外国画报让我很感兴趣，上面的图片印得也好。我常常翻着这些画报看上很久。当我提出把它带回我们家的时候，梅子却不同意。她想在这里保留一些青春的印迹吗？这里甚至还有她过去的很多照片，我从前大多没有见过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她当然幼稚可爱，只不过嘴角上透着一股少见的拗气。今天她成熟了，但这股拗气不是消失了，而只是被她成功地掩饰了。大约有两三张照片上，她留了男孩似的头发，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俊少年。有一次我正看着，岳母走过来伸手指点着说：“那一年上她脸上生了一种东西，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机关上的一个人从保姆那儿讨来一个偏方，说把一种东西烧成灰，用香油调了搽在脸上……你那时见她就好了，你想想她那个模样吧。”“涂了多久？”“涂了一个月，一个月她都是一个小黑鬼儿。”梅子进来说：“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二
不论怎样，我在这儿总有一种做客的感觉。这毕竟是梅子的家，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哪里？是这座城市里的那个小窝吗？那个小窝也是岳父给找的。如果没有梅子一家，我在这座城市连立足之地都没有，那样我就只好长久地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了——那是一段难以回首的岁月……那个集体宿舍又『潮』湿又窄巴，竟然住满了五个人。虽然当时大家都想尽量处好，可最后还是弄到争吵起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会偷东西，不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每过一段时间我们这五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丢点儿什么。
我对岳母说起这事儿时，她说：“那还不好办吗——你们要学会侦查。”
“侦查了——到最后觉得谁也不像。有一次我新买来的一件汗衫也给丢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找不出谁是小偷，大家就互相怨恨。有一段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偷……”
梅子笑起来。岳母毫无幽默感，皱着眉头抬起眼睛：“你拿过别人的东西吗？”
这一问，连梅子的表情也严肃了。
“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拿别人的东西？”
“『乱』弹琴！”岳父从一边踱过来，“『乱』弹琴！”他那两只很嫩的手指在桌子上弹了两下。奇怪的是他这么大年纪了，脸上已有了黑斑，一双手还是这样娇嫩。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出生入死的人。我看着这两只手，心里闪过一丝不快。
比起这个独门独院，我们的那个小窝太『逼』仄了，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很长时间我都在想办法，挖空心思扩大空间。后来我和伙伴们终于一块儿动手，给它修补和增添了一点。当时街道上对机关宿舍管理并不严，我们就钻空子，在门前的一侧搭了个棚子，而且还开了个小窗，这样朋友多了就能坐在棚子里喝茶……那一回梅子差点儿没给气死。她说那个加了棚子的小窝简直不像样子，说它更像一个狗窝或者一个狼窝……好在那个棚子没有多久就因故毁掉了。
我很少到岳父的其他房间里去。除了待在梅子过去的那几间、在院里玩耍，再就是到中间那个大些的客厅里去坐。可常常只是坐上不一会儿，就有一些人客客气气地走进来——他们都是岳父的朋友，谈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岳父只要和他们在一起，与他们谈话，待不了多久就要激动起来——那时他就要不断地离开沙发，在屋里走来走去。有许多时候他的模样是愤愤不平的。我由此断定，他的这些朋友从养生的角度看是要不得的。
“他们只会说一些大而无当的话。”我有一次听了几句，对梅子说。
“你怎么能这样讲呢！你不会理解父亲他们这一代的。”
我点点头：“他们也不会理解我。他们……”
我的口气中有难以察觉的一丝不恭，但还是被梅子捕捉到了。她每到这时候就有些冲动，说：“你算什么！你还不如他们小脚趾上的一点儿灰呢……”
梅子脸上没有了笑容。我知道这种奇特的比喻真需要一副好头脑。于是这种巨大的侮辱不光没有使我发火，还让我笑起来。我问：
“他们小脚趾上的灰是金粉吗？不过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们在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在山里、在平原上打击敌人，端着枪。我们脚下的泥土渗进了先烈的血啊。他们流血流汗，我们今天才能……”
像背诵一段课文。不过难得她这么激动。我不愿再刺激她了。我得设法缓和一下，于是就嘲笑起她那些头发削短、看上去像是小男孩的照片……
可梅子就是不笑。她再也不笑了。
有一次我应邀到岳父那间屋子里去了一下。
那儿是他的一间办公室。他离休以后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了，于是就在家里搞了一间。这办公室据岳母讲是完全仿照他在机关上的那个大套间搞起来的。只是写字台略小一点，其他差不多处处一样：书架放在什么位置，桌子放在什么位置，都与过去一模一样。这是整座屋子中最宽大最明亮的一间了，用它搞了这么一间大办公室，我觉得既有趣又可惜。岳父告诉我，他每天都保持一个“好的习惯”——像离休前那样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必定按时坐到写字台前。
“您忙了一辈子了，平时出去走走多好，或者到小院里搞搞花草……”
他瞥我一眼。我于是闭了嘴巴。
三
我发现岳父的胡茬还没有全白，就像他的头发一样，黑白间杂。我想等它们全白起来的时候，他也许就会改变一点儿什么吧，比如这脾气，就会好一些。无论怎么说黑胡茬是残留的一点青春，它透『露』出人的火气和拗『性』……离写字台几步远的地方是一个铺了毡子的书桌，他就在那上面画画和练书法。他练的是“颜体”，很胖，就跟他的体形差不多。
“我喜欢颜体。”岳父说。
他把临摹的字一张张摆出来。那当然还不能算什么书法作品，但的确是写得一丝不苟。他饶有兴趣地谈论这些字，还伸出手去抚『摸』。到后来我们终于谈得投机起来。因为我随便诌了几句关于书法的术语，他高兴了。他接着把藏在小柜里的几件书法作品拿出来——那全是他选中的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些字写得很难看，只是装裱得很好，用了全绫子。“书法作品怎么可以轻视呢。”我一边欣赏，一边在心里这样告诫自己。
梅子走过来，贴着门框站着。她为父亲补充说：
“它们参加过老干部书画展，得了一等奖！”
我点头。那上面大多写了一些古书上的现成话，什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等。
岳父特别爱写一个很大的草书“寿”字——它大约有两尺见方，装裱后尺幅更大，要两人以上才能展开来。
岳母说：“我喜欢这个‘寿’字。他去年才学会写这个字。”
岳父不快地哼了一声，把“寿”字放起来……
我们继续欣赏书法作品。岳母离开了一会儿又走来，对着男人耳朵上咕哝了几句。我知道客人来了，就随岳父走到客厅里来。
进来的人是一个比岳父还要老的、瘦削不堪的老头儿。他的头发白了大部，但两眼炯炯有神；一条腿有些『毛』病，走路一歪一歪的；腰虽然很厉害地佝偻着，可这会儿正在努力地挺起。他一见岳父就赶紧上前一步，接着双腿并拢，“啪”地打了个敬礼。
岳父鼻子左侧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松松垮垮地向对面的老者还了个敬礼。
我笑不出来，而且心情立刻变得肃穆了。我发现自己也像那个老者一样，不由自主地把脚跟并到了一起。
他们在沙发上坐下。
我想听他们说话，但待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妥，就退到了一边。梅子小声说：“来的老人是父亲在部队时的一个警卫员，他刚在环保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办了离休手续……父亲是他的老首长，他隔一段就要来一次……”
“‘首长’永远是‘首长’吗？”
“那当然了。当年父亲的一些部下如今很多都在这个城里工作，他们常常来玩，不过都不怎么打敬礼了，只有他还这样。多好的老同志啊。”
“打敬礼好，我就愿看他们打敬礼……”
梅子觉出了有什么不对劲儿，不跟我谈了。
老头走了。我发现岳父增添了一种不能抑制的兴奋。他把衣扣解开走到院门口，又站在小院里大口呼吸，望着远方。西南方有一朵红云，太阳就要落山了。岳母走过去，站在男人身边。岳父这样待了一会儿，转回身来长长叹息：
“老啦，我们都老了！剩下的事情要由你们去做喽。”
我神往地看着他。
“你那些东西，”他用食指指着我的衣袋，好像我衣袋里就装了什么东西似的。但我很快明白他是指我平常写的那些东西——“你那些东西，也该写一写我们的这位老同志。很勇敢的人嘛！出生入死。他腿上中过弹，那是一颗炸子儿，到现在还留下一块很大的疤瘌。”
我点着头，这时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您也受过伤吗？”
岳父好像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回到了沙发上，“那一年我们被围在一个小山包上，小山包的下坡那儿有一个小村。我们从村里退出来，占领制高点。”岳父右手的食指在半空里点了一下。
四
与岳父在一起时，我珍惜每一次谈话机会。只要谈到了战争，我就忍不住好奇，越问越多：“那时母亲也和您在一块儿吗？”
岳父的思绪完全陷入了那场战斗，对我的询问充耳不闻。“我带着警卫员边打边撤。就是这个老同志，那时他年轻得很哩，就像你这么大年纪，一手好枪法。就是那一次突围中他受了伤……我怀疑我们那一次驻扎被人告了密。出了叛徒啊——我一直在怀疑一个人，那个人如果活着，大概至少也有九十多岁了……”
我最恨的就是背叛。这时我脱口而出：“那个人大概不会活着了……”
岳父一愣，木木的眼睛转向我：“你怎么知道？”
我吞吞吐吐：“谁知道，反正……叛徒还能活那么大年纪吗？大概不会的，从心理与生理的角度看，叛徒们的一生总是被巨大的痛苦压迫着……他们要活过九十岁是很难很难的。”
岳父终于听明白了，失望地叹了一声。
而我毫无调侃之意。我在说这些时，甚至在心头涌起一股对叛徒的仇恨……记得很早以前了，我还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叛徒”的诗，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叛徒所以我活不久为了活得久我才背叛然而我是一个短命的叛徒……”
我随口念出了这么几句。岳父一开始听得很认真，后来又皱起了眉头。
梅子说：“什么啊……”
岳父接上被中断的话头：“那个人就在这片平原上活动，他常常进山。本来是我们的人，可是他的行为后来还是让人觉得可疑。他经常到海港上去，那时候你知道，海港可在敌人手里啊。他跟港上的人混得很熟。我曾经提醒过首长，可是首长不愿意谈这个。有一次我没经过首长的允许就一个人盯过他的梢。那天他一直在前边，化了装，扮了商人模样，戴了礼帽，穿了长衫，枪就掖在长衫下边。鬼精，走了没有二里多地他就发现了我。可他装着什么都不知道，拐过一个山尖嘴时一阵疾跑，人不见了！我就往前『摸』；刚刚『摸』了没有多远，他就从一边蹿出来，抬手给了我一枪。那一枪打在我的耳朵上面，只擦破了一点皮……”
我看看他的耳朵那儿，没有发现伤痕。
“嗯，”岳父在耳朵那儿伸手弹了一下，“我就掏出枪来，先找个地方隐藏好。我知道他早晚要从石头后面蹿出来。我等着，等了好久，一点儿声音都没有。这时我才知道上当了。我转到山石那儿一看，见下面有一条羊肠小道。原来他从那儿滑溜下去了。下面有绿腾腾的茅草、葛子、松树，他就攀着它们绕过了山涧，顺着河口跑了……再到后来我们还见过面。不过日子久了他认不出我来罢了。也许是一场误会，他还跟我握手！这人会讲一口流利的南方话。”
梅子在我旁边，脸『色』冷冷的，两眼一眨不眨盯着父亲。
“那时候很冷酷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梅子她妈十几岁就会打枪。她有一手好枪法，可是后来服从工作需要，当了护士。有一天战斗间隙里我去看她，她正好从帐篷出来，两手都是血，就带着两手的血，她抱住了我……”
岳母咳嗽着。
“她抱住了我。我身上也沾了血，可是我们顾不得那么多。整整一年多没有见面了……”
岳母听到这里不咳了，眼圈红了：“那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啊！”她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变得火辣辣的，直直地望着自己的男人。
岳父站起来，手在胸口那儿抚『摸』着。这时我不由得想到：那个扮了商人的家伙如果枪法再稍微准一点儿，那么就没有眼前的岳父了，当然也就没有我的梅子了——也没有了我们的小窝——更不会有眼下的这个小院……一切都将完全不同——可见只差那么一点点，我的生活就将全部改变。看来很多事情完全出于偶然，一切都只差那么一点点。历史正是如此，往往就是在一瞬间里被决定和改变的……后来我又反过来想：如果岳父当年打死了那个人呢？如果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他的子弹又落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罪愆的人身上，那么眼前的这个人不就成了一个杀人犯吗？那个扮作商人模样的人就因为遭到了盯梢才向他『射』击——而岳父有什么理由去盯梢一个无辜的人呢？就因为一点点怀疑吗？这种盯梢显然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而且一旦有了那个可怕的结局，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场谋杀：于是对方也就有理由用枪『射』击……这种道理也许在血与火的时代已经讲不通了，也许岳父做得才是对的。当然，从哪一方面讲，他今天也都不必埋怨那颗『射』来的子弹了……当时他如果被击中，那也丝毫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也不必吃惊，因为在战争年代发生什么都是完全可能的、合情合理的。
《关于粥的谈话》
一
不知怎么，周末与岳父的那场谈话总是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我从头至尾回忆着他讲述的那个追踪和对『射』的场景，后来竟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我突然记起了母亲和外祖母讲过的父亲：当年他就常常扮作商人，来往于山区和海港之间；而且，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南方话！天哪，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
我开始设想那个被岳父追赶盯梢的人与我的生活一定有什么更密切的关系。无可怀疑的是，我的父亲的确在战争年代里扮过商人，而且他的个人经历与岳父的叙述简直相差无几——这当然也极有可能是幼稚的联想，因为我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依据，但我总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过去的年代里遭遇过，我有一种强烈的直感……
有一天晚上临睡前，我竟糊糊涂涂对梅子说了句：“你的父亲用枪打过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