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二，李郃、司马卓、范鹄、缪善、尹骘等各邑大夫，在同一时间告知邑内的国人。

一时间，少梁本郡无数国人为之欢呼。

平心而论，配给制并非不好，在少梁最艰难的那几年，全靠配给制勉强熬过来，但不可否认，随着少梁逐渐变得强大，少梁的国人对配给制也逐渐变得不太满意了，毕竟配给制的前提，是国家掌握了全国所有的资源，连田地的粮食收成都归国家所有，为了共度国难，国人尚能忍受，但时期一长，肯定是有人要不满的。

所幸少梁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于去年尝试采用俸禄制，于今年彻底取缔配给制，这也意味着少梁从那段最为艰难的日子里走了出来。

在俸禄制下，少梁规定‘一年十二石’作为国人的最低收入标准，无论是士卒、农夫、工匠或者其他职业，只要是受雇于国家的，都享有一年十二石粮食的收入，以一名成年男子一年平均消耗四石米来计算，十二石的标准勉强足够养活家中只有一名壮年的四口之家。

若家中有两名成年男子，那便收入翻倍。

顺便一提，事实上即便是女子也能得到工作，比如王铮，他兼任司寇与司甲，负责少梁军队的甲胄监造，去年他就与墨造局谈妥，由墨者出面组织了东梁、旧梁、少梁、繁庞等几座城邑的女子，组织她们为军队缝制甲胄，年俸也有十二石。

这样算下来，纵使是夫妇二人带着小孩的三四口之家，一年收入最起码也有二十四石，养活几个孩子绰绰有余。

更有甚者，受雇于国家的国人还享有额外的补贴，按照工龄每年都能得到额外的收入，因此别看‘底薪’低，但全国大部分的国人都甘愿受雇于国家，由国家委托墨者组织的类似工会的机构分配工作，毕竟这样的模式无需担心天灾人祸。

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对自己特别自信的人愿意自己闯荡，比如承包一块土地，独力担负盈亏。

再说回那一年十二石的‘最低年俸’，虽然军卒、农夫、工匠等各职业全部如此，但论提升空间，那自然还是军队最高。

在李郃与东梁君商量的标准与框架下，从伍长之职往上都能得到额外的津贴，伍长是一年五石，什长是十石，百人将是五十石，二百人将是一百石，五百人将是二百石，千人将四百石，二千人将六百石，除翟章、司马错二人那支还未经受过考验的新军，无论是东梁军还是元里军，亦或是杨予那五千名今年会编入东梁军、但如今在负责建造梁定直道的垦建卒，都能享受这个待遇。

唯二例外的是少梁奇兵与陷阵士，职位十倍于普通军队，什长位比百人将，而百人将位比千人将。

正因为如此，新制一出，少梁几十万军民为之欢庆，毕竟在新的法令下，每家每户的收入相较往年提升了数倍，再也不必紧巴巴地守着按人头发放的口粮过日子，尤其是那种老父老母尚能工作，家中儿女也已长达成人的，一年收入保底五十石左右，毫不亚于百亩之田的税后收入，好处是不必担天灾人祸。

为此，已担任内史的东梁君次子王绎压力巨大。

毕竟与他与他的下属计算，在施行新法的情况下，刨除上郡不谈，仅本郡、合阳郡以及皮氏邑三处，他少梁按照最乐观估计，一年就要支出三百万石粮食的军民俸禄，这对于少梁目前的财政而言是相当大的负担，因此，扩大国内田地、组织更多的人去耕种，就成为了少梁今年最紧迫的大事。

王绎以少梁内史的名义向各邑发下命令，命旧梁、芝阳、合阳、皮氏几邑今年扩垦五十万亩田地，东梁君的章贲营，也被派往驻扎元里，在当地开垦田地。

没办法，毕竟少梁无法通过袭掠他国的战争手段来转嫁财政赤字，只能扩大耕地规模，组织更多的人去耕种。

幸运的是，恰逢秦国也在展开第二次变法，相较少梁温和的变法，卫鞅以酷刑强行推动新法，致使大量秦人惶恐逃奔少梁，尤其是在这次变法中损失最大的、那种十几人、数十人规模的小氏族，纷纷卷带财富逃到少梁的合阳邑，以献出财物为条件，希望能在少梁得到一块土地定居。

合阳邑大夫尹骘告诉他们，少梁的土地全部归于国有，但可以允许承包，只要每年向该地的城邑上缴一笔粮食即可。

鉴于合阳、元里周边有着大量未经开垦的荒地，尹骘奏请少梁，提议用较低的‘田租’吸引逃奔的秦人，算是趁着秦国二次变法的动荡时期，狠狠赚了一波人口，短短几个月内就新增了两三万人口，促成少梁的总人口朝着五十万大步迈进。

卫鞅虽然有些不高兴，但也无法指责少梁，毕竟那些秦人是主动逃奔少梁的。

于是在秦国的默认下，愈发多的秦人逃奔少梁，其中不乏地方上的中小氏族。

而此时在卫国，除了濮阳，卫国全境已被魏、赵两国占据，甚至于就连宋国都落井下石占了卫国一座城池，眼下庞涓也驻军于卫、齐边界，于驻军于国界另一侧的田朌两军对峙——只要有任何一方的军卒跨过这道国界，相信魏、齐两军就要不宣而战。

而就在战争的氛围变得愈发浓厚之际，齐国暗地里紧锣密鼓地联络着楚国、宋国以及泗上十二诸侯国，有意狠狠挫一挫魏国的气焰。

魏齐之战，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