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急剧转轨和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引发了诸多经济、社会矛盾。短短几年内，就在城市中迅速形成了以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以及他们的赡养人口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关于这部分贫困群体的规模，政府、学界也各有不同的统计估算，他们的基本判断是，目前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占城镇人口总数的比重为4 %到8 %，总人数在1500万到3100万之间。根据已知数据推算，当前城镇学龄段贫困儿童的规模大约为370万，按学界3100万的宽口径推算，城镇学龄段贫困儿童约为515万……”

这是某些期刊上的报道，虽然已经大幅缩水，但是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是也看着让人非常吃惊！

由于当时许多所谓的破产企业都还在生产，而且大家心里都还抱有国有企业铁饭碗的思想，认为国家不会不问大家，人们都普遍相信国家是不会就这样的，除了一些在企业之外早有准备的，还有些有点社会关系的调离原单位的。大部分个人开始了领三年的下岗过渡费后，就再也没有关于他们政策的声音了，他们也才真正的渡过了迷茫期，清醒的认识到，他们被企业或者说社会国家彻底的抛弃了。

曾经“当家做主”、“主人翁”般的拥有，而一夜之间被扒光，还“自豪”个啥？实在是自欺之言！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更是如此的让人觉得苦笑，大批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逐渐开始变成了私营企业，所有人都开始有些怀疑这还是曾经的某主义国家吗？贫富悬殊程度比资本主义都要厉害！难道从小学习的思想品德都错了吗？

2000年之前曾经是个迷茫的时代，不仅仅是普通百姓感到痛苦，即使是许多精英阶层也在争论不休，而各个地方都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在执行。而2000年底已经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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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情况有这么严重吗？下岗职工生活就这么难吗？”萧婉婷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

郭漪一脸嫌弃的说，“当然是真的了！有些最严重的这里面都不敢写。我自己也亲自跟随调查人员去看了几个实例。有些下岗职工的生活过得非常糟糕。你要知道国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经常都是一大家族在一个企业，下岗的时候不仅是夫妻下岗，经常是兄弟姐妹。加上姐夫小舅子，小姨子一大家子全下岗。如果只有一个人下岗，另一半依旧可以支持整个家庭负担；如果只是一个小家庭夫妻俩下岗，还可以寻求大家庭的帮助。可是要是全家族的人都下岗了，那么该谁帮谁呢？”

赵宏也是一脸赞同的说，“是的啊！郭漪说的没错！如果只是一个企业的职工下岗了，还可以去其它单位打工，又或者去别的企业附近挣钱，可是如果是连片的下岗职工区域内，哪怕你去摆摊子都卖不出去货物，因为大家都没有钱了！而且如果下岗职工数量不多，那也可以去求职或者摆摊子，可是如果下岗职工数量相对比较大，那么打工你也找不到单位，摆摊子可能你的收入会非常的低，甚至连糊口吃饭都不够，何况还要去供养孩子去读书！最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伤病！曾经在国有企业工作多年，许多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职业病！有毒有害的岗位有多少？曾经的防护措施真的可以完全防止？可能就是那些设计者都不敢这么说吧！”

萧婉婷也是有些无奈的说，“我自小就在大学校园里长大，后来也没有机会接触工厂，我当然是不知道了。那么咱们国内分公司就从这个角度开始做慈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