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为自己分配了一个数，是把它们分配得大，给我们分配得少。

那我就说，我们如果是一样的行不行。

8000亿吨的这么一个蛋糕，根据G8的方案，他27个发达国家取走的是多少，取走的是百分之四十四。

而它们发达国家多少人口呢？

他11亿人口！

余下的55亿人分百分之五十六的蛋糕。”

朱铨装作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吃惊道：“那这么样子规定的话，简直太不公平了！”

丁仲礼点了点头，再次解释道：

“确实是不公平的。

我们简单的算下账就行了。

假如告诉你，华国今后从2020年以后，每年花一万亿人民币去买二氧化碳排放权，你会怎么想，你觉得公平不公平？”

朱铨点了点头，接着开口继续问道：“我看到自从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您用比较激烈的，并且是带有情绪色彩的字眼，很多人觉得这样不合适，尤其是在探讨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

我想问您，这是不是您特意进行的一种表达方式？

而且，通过刚才我们的了解，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科学”问题那么简单，对吗？”

朱铨的态度一直摆的很正，一颗红心向着华国，向着华国老百姓，向着华国未来的少年郎们。

丁仲礼院士回答道：“你单纯的批评他们的方法不公平，他们是不会理你的。所以我必须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引起别人的重视。

还有一点你说的很对，这不止是“科学问题”，或者说，这就是政治问题！”

朱铨继续问：“当时您在大会上演讲，您去提出这些观点之后，场上有什么反应？我是说发达国家的代表有什么反应？”

丁仲礼院士回忆了一下，说道：“场上就是有一个灯塔国人，他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什么样一个行动的问题：华国该怎么行动？

朱铨问：“您怎么回应的？”

丁仲礼开口回答道：

“我就是说我也同意“行动是第一位的”。

我说华国很简单，如果我要对华国**的建议，华国**应该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排放的承诺。这个长期排放的承诺，就是一句话。”

朱铨问：“就是您刚刚提出来的“从1990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坚决不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的百分之八十”这句话吗？”

丁仲礼点了点头，说道：“对，就是这句话。

我们定下来的目标就是：不管你怎么减排，我都要比你少，并且我一定要做到。

并且你发达国家已经把所有的基础设施建完了，我们华国很多还没有建，那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背景下，华国应该提出这样的方案，让全世界看到，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我们要比你们雄心勃勃多。”

朱铨也颇为自豪，与有荣焉道：“那是！我们华国从古至今就是负责任的大国，仁义礼智信，比起虚伪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文明的多！”

丁仲礼院士笑道：“后来灯塔国人也没有办法跟我争了，接着在有一场会议结束后，有个比利时的人告诉我，他说您回答得很好，他很赞成。”

朱铨总结道：“因为灯塔国的那位没有办法跟你争论，他本来就站在不仁不义的位置上，怎么能够跟我们相比较呢？

您说，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而发展权也是基本人权之一。

那为了公平，我们提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这个方案就很正确。

会议没有能够达成有效的一致性，其关键点在于发达国家是存有私心，想要垄断这个排放权，从而维持他们领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