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王安石罢相，只不过神宗皇帝是迫不得已做出的权宜之计，其对王安石还是很信重的。沈括看不清形势，就赶紧投机，这说明了他的政治智商之低。

沈括灰头土脸的败下阵来，很是落寞不堪。

更有那新旧党人中的不平之士，见皇帝也讨厌沈括，就投其所好，上书弹劾他。说他出使辽国时，出卖了国家利益，辱国失地。实际上，沈括使辽和辽国的边界谈判很成功，只是神宗皇帝自己软弱，答应了辽国其它的苛刻条件，之后又后悔不已。

沈括何罪之有？但政治就是这么险恶、无情、肮脏。沈括这时候的名声臭了，正好被拉出来当替罪羊。

当然，这也是他身患政治投机病所带来的直接恶果。谁叫他是反复小人呢？！

因为沈括的为人，没有人愿意出来为他辩诬，也没有人敢出来为他辩诬。

沈括只得带着满腹的委屈，和咎由自取的悔恨，被贬出京。

后来新党重新上台以后，也极度不待见沈括，谁让他反复无常呢！

其实新旧党争中，来回摇摆的人很多，但像沈括这样做得如此出格的便很少了。

再说，新旧党争一会儿一个风向，一会新党占上风，一会旧党占上风，沈括这种政治智商低下的人，投机起来，也不可能成功。

其实他若是紧紧跟随新党脚步，不变节的话，未必不能继续保持官位，但他的政治智商就是这么低。

大宋的的士大夫还是很看重个人操守品德的，很多政治理念不同、在朝廷上做斗争的文官，却在私下里很多时候依旧对互相尊重，互相结交。

一个士大夫的品德厚重，在很多时候，无论自己一派，还是敌对一派，都会非常敬重。但是一旦品德被人质疑，这个人便在大宋士大夫群体中很难立足了，无论己方一派还是对方一派，都不愿意接纳。

显然，沈括的做法，被新旧两派的士大夫都会被唾弃。

而沈括政治生涯的第二个污点，其实跟他的前一个污点还是很有关的。

因为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的拙劣表现，沈括被新旧两党都不愿接纳。

后来王安石重新任宰相，而这以后新党重新上台执政后，沈括又再次想回归新党。

沈括为了重新投入新党的怀抱，又做了一件更加不光彩的事情，那就是卖友。从而导致了苏轼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这也是后来“乌台诗案”的开端。

沈括和苏轼是前后脚入馆的，在崇文院共事多年。那时也算是英雄携手，互相欣赏，关系相当不错。后来虽然两人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政治理念多有不合，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感情，他们还是着保持不错的友谊。

苏轼虽然不怎么支持变法，但和许多新党中的人物都保持着不错的友谊。其实他严格来说，既不是旧党也不是新党，而是中间派。他的政治主张暨不像旧党那样反对改革，也不像新党那样主张激烈的改革，而是希望双方能够妥协，逐步的开展改革。

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到浙江巡检“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临行前，神宗皇帝嘱咐他：“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苏轼这人文人气重，非常恋旧。见到老友，非常高兴，把酒南窗，亲切话旧。而沈括也“与轼论旧”，口称是只谈友谊，不谈政治。

为显示亲近，沈括还要求苏轼把他到杭州这几年所作诗文让自己“拜读拜读”，学习学习。苏轼沉浸在友谊的醇醪中，哪里想到其中有诈，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沈括当天晚上就把苏轼的诗文重新抄录了一通，把他认为是诽谤新政的诗句，用附笺的方式，一一用朱笔加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然后带回京城，密呈给与苏轼有过节的新党骨干成员御史台中丞李定，表示苏轼诗文中有“多讪谤”朝廷之处。

他举了苏轼诗中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此时，朝中新旧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

新党四处寻隙，正在到处寻找打败“旧党”的理由。这下好了，瞌睡来了有人正好送来了枕头。他们便决定通过指摘苏轼等人的文字之过为突破口，一举将“旧党”人物从朝中清除，这也导致苏轼先是被“谤讪新政”的罪名被处罚，侯然又导致了后来的“乌台诗案”，让苏轼差点丧命。

苏轼入狱，沈括并不是主谋，而是新党的干将李定等四人。但无可否认，沈括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由于他的出卖朋友之举。

李定他们炮制“乌台诗案”对付苏轼，是因为他们之间本来就有仇，又是敌对的派别，虽然也被人非议，但是并未在私德上被质疑太多，毕竟他们没像沈括那样卖友。

而沈括虽然凭着这卖友一事虽然重新回到新党怀抱，但也彻底让他的名声臭了。

当然，这沈括虽然重新回到上台执政新党的怀抱，但这次投机并未给他带来太多的好处。

因为新党这次上台不到两年，又一次下台了。

沈括在不久之后，因为“永乐城之败”被牵扯，从此被贬到底，从此废居润园，再也没有被朝廷征召起复过。

这倒是令他有了时间，写那《梦溪笔谈》，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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