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朝建立之初，因为高丽对宋上表称臣，双方成为宗藩关系，登州港成为是大宋对高丽和日本之间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和使者往来重要港口。

那时，高丽到大宋的使者大都是由登州港入境，大宋使者也由登州港出行。大宋第一次派往高丽的使者，便是从登州港口出行的。淳化四年二月，宋朝廷派遣秘书丞陈靖、刘武二人出使高丽便从登州港出发的。

在大宋初期，登州港的商贸地位在大宋四大港口中最为重要，无论是贸易额，还是地位重要性远远高于广州、泉州和明州这三大港口。

只是后来随着“澶渊之盟”后，辽国腾出手来对付高丽，通过两个大战让高丽国被迫臣服，高丽国从而断绝和大宋的宗藩关系，而此时日本政局的逐渐混乱造成对外贸易也急剧减少，再加上契丹族的航海技术的进步，完全摆脱逐岛航行的办法，从而时常在渤海海域进行阻扰，从而使北宋与高丽、日本通过登州港的贸易往来时断时续，登州的经济出现极大的起伏，港口的作用日趋下降。

?到庆历年间，大宋朝廷对登州港进行封锁，禁止南方的海船进入登州港。除了登州港，莱州港也实行海禁。大宋时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港口的地位逐渐上升，加上契丹对渤海海域的袭扰，大宋朝廷对登州港、莱州港施行了港禁政策，从而使得登州港商业贸易锐减，登州港也由盛变衰。

此后，北宋朝廷在密州板桥镇设立北方唯一的市舶司，

专门负责山东半岛及临近口岸与高丽、日本等国的贸易。密州市舶司北通高丽，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广州等港。京东、河北、河东等路也可以通过密州板桥镇输出商品，南方诸地向朝廷上供的物品也可用此航线。这样，登州港逐渐衰落，为密州板桥镇的密州港所代替。

但登州虽施行港禁，但是高丽的使者确实一直还是从登州港登陆。因为高丽的国都也在北方，从登州登陆海程近很多，而且是在渤海这内海航行，比去绕道密州需要经过外海风浪小、海图熟悉，也安全很多。

而且高丽国在登州经营几十年，还是颇有些关系和底蕴的，这登州城内很多高丽的侨民在此经商或是直接定居，而且许多原先的海商以及城内的很多坐商等，都跟他们高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在登州城内有着这许多经营，所以高丽的使者往来，自然更喜欢从登州来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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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最早设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最初时州治在文登县。武则天神龙三年，登州治所始移至蓬莱，从此蓬莱县作为登州州治的地位开始确立，以后再没有变过。

登州在大唐时，属河南道，到了大宋，登州划为京东路。

登州城周五里，高两丈五尺，临海而立，州城离渤海海边仅一二里路，引画河水为护城河。

登州城离得海边一二里，离得登州港也是一二里，因为登州城内的海边便是登州港。

登州港不但是对外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使者往来的重要港口，也是重要的水师基地。隋炀帝杨广在位之时，发动的对高句丽的五次征伐，便大多是水陆并进，动用了舟师，利用登州港的优势条件，运兵、运粮到辽东。到了大唐，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对高句丽、百济乃至新罗的战争，也多次利用登州港运兵、运粮到前线。从那时起，登州港就是重要的军事基地。

北宋时期，由于和契丹的敌对关系，登州港这里的军事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突出。

宝元、庆历年间，因为大宋在集中力量对付西夏的时候，为防止契丹从渤海海上泛海来攻，再实行登莱海禁的同时，在登州港开始设立刀鱼寨，以保护登莱地区安全，同时屏障登州海域。

大宋庆历二年，登州知州郭志高奉命在此构成一座城寨，以泊舰船。这座城寨依傍而建，位于北丹崖山下，临海而建，探入海中，扼守登州港咽喉。因大宋的水军使用的战船大都是长四丈，宽仅仅不足一丈，形似狭长的刀鱼，所以称为“刀鱼船”，这座水城便被称为“刀鱼寨”。

刀鱼寨修建完成之后，登州于刀鱼寨巡检，泊刀鱼战棹，备御契丹。朝廷还将这刀鱼寨的厢军，升为禁军，以表明重视。刀鱼寨的构筑，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军港的雏形，对大宋海上的屏障契丹海上进攻，以及高丽、日本海盗的袭扰等军事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这座刀鱼寨在我国军港建设上，也算是开先河之作。

当然，如今的这座刀鱼寨从庆历二年建立，到现在只不过十余年时间，规模和建制还不是很完善，名声也不是太大。

钟浩之所以对这座刚创立不久的刀鱼寨耳熟能详，并不是来到大宋才了解到的，而是因为后世他曾来过这座蓬莱水城。

在历史上，随着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金国统治了北方，这座刀鱼寨自然失去了屏障辽东民族政权来进攻的作用，因此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荒废了。

直到大明建立以后，为了防备倭寇袭扰。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于洪武九年，下令在登州港内刀鱼寨基础上建造修筑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