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安南的变法来倒逼国内，这是张执象和嘉靖定下的策略。
南征军的思想改变是很重要的一环，只有他们见过、体会过，才能明白其中的不同，才会由旧时代的军人转变为人民子弟兵。
至于黎维宁。
他只看到了均田免赋下百姓解放后爆发的力量，却没有想过任何事物新生的时候都是充满力量与生机的，问题在于未来的路该如何走。
人心深处没有进行革命,有些东西终究会死灰复燃的。
那个时候才叫麻烦。
因为常年吃人参补身体的人，真正生病需要人参的时候，人参吃下去，药力效果却上不来，最终一命呜呼。
抗药性也好，厌倦感也好,其实都一样。
大明不光是亡在内部矛盾,亡在士绅豪商,更亡在大明已经太久了，即便那些士绅豪商，自己都陷入了一潭死水，利益瓜分完毕的他们，对大明已经产生了厌倦。
他们都不想在大明的旗号下办事了，他们想换个新环境。
历史周期律不仅仅体现在农民起义身上，还体现在食利阶层身上，资本是需要增殖的，食利阶层内部也是会卷的……
我们常常思考被剥削者受到压迫后的触底反弹，却忽视了来自于上方的触顶反弹。
这是不对的。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他们是一个阶层，又不是一个门户，一个门户内，谁当家也是要争的，很多时候，其实野心家的活动,才是真正推倒大厦的关键。
例如唐朝的安史之乱,这跟百姓就没有关系。
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些野心家的动作,中晚唐就陷入了无休止的乱战。
而明末,就是那群士绅豪商不愿意玩“大明”这个旧游戏了，想换个新游戏，不然建州女真凭什么入主中原？
只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玩脱了而已。
张执象和嘉靖没有轻易在大明掀起马学这一套，便是出于这个考量，就算初期成功了，几十上百年后变质失败，那这个旗号也就再也无法起到应有的号召力了。
不想人们倦怠，就必须最开始就做好规划，明白自己要什么，找到那个正确的答案。
黎维宁不懂这些。
他陷入了狂热，安南的百姓也热情似火，南征军也干劲十足，他们看到了眼前，却没有想过均田免赋之后呢？
多少人会有战争胜利了，我就不能享享福的心思？
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
人是有私心的，这是出于生物活着的本能，这是消灭不了的，如果硬要消灭，就是否定生命，大禹治水告诉我们，洪水是堵不住的，只能疏导。
源于生命的东西，当归于生命。
……
张执象是五月初三离开的京师。
前面说过太行山有八径，出了京师，往西走就是太行山，太行八径其实是有一条路线将其全部贯通的，张执象走军都径进太行，便可一路南下。
虽然千百年的开辟，有了路，但毕竟在山脉当中，南下之路并不好走。
他没有骑马。
出京师以后，张执象便开始辟谷，一路餐风饮露，穿山走林，路上遇到许多商队，也遇到更多的山贼。
太行山延绵一千四百余里，是蒙古、山西、河南、河北四省交界。
商路往来，络绎不绝。
山高林深，适合山贼藏匿，当然，也不全是匪徒，许多山贼其实就是山下逃税的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便往山林一钻。
山西矿产丰富，往东特别是往京师运输最多的货物就是煤炭。
大型城市必须要有足够的煤炭资源，从北宋开始就这样了，开封这样的大城市，烧柴是供应不了上百万人的，必须烧煤。
煤炭的利用，焦炭的开发，是冶铁进一步的关键。
我国历史上的冶金技术发展，都是有脉络的，而煤炭的应用不光是生活、冶金，南方大量新建的工厂也需要煤炭，蒸汽轮机也需要煤炭。
这些年来，晋商可以说是赚的盆满钵满。
唯一的缺陷就是，江南人不带北边人玩，舟山委员会里，没有晋商的席位，南京更是插不上话，晋商缺乏政治资本。
为何京师富者，十之七八都是晋商？
他们有钱，得花出去才行，然而大明要么是南京说了算，要么是皇帝说了算，他们都不太喜欢晋商，晋商这么些年来，也没能成势。
这可不行。
朝廷上收买的官员再多，你不能形成组织势力，就是一盘散沙，真出了事，是不顶用的，钱再多没有力量保护怎么行？
因而。
晋商不仅与宣府、大同的边军将门纠缠不清，在这太行山中，许多山贼，本就是他们培养起来的……
张执象一路见闻之后，决定绕个路。
他走到飞狐径后便折返向西，往大同而去。
越往西走，越是感觉到大明朝的气候问题，400毫米降水线的远离，让太行山以西的这边，明显荒凉，哪怕是五月入夏了，也不见江南的满目绿色，而是多有黄沙。
走到大同，才知晓边军苦寒。
哪怕临近黄河，也是黄沙漫天，出了大同，到了长城外，才明白什么叫做荒凉，也算明白为何大明不收河套了。
因为这里根本就没办法生存，茫茫荒地，连蒙古人都看不见。
要一直往北走。
走到黄河“几”字的最北边过了河，才能够看到一块绿洲，那里是丰州滩，也就是明史里记载的水草丰美之地。
那里是现代意义上的河套，而古代意义上的河套，是黄河以内。
在黄河与长城之间的数百公里土地，所谓的河套地区……全是荒漠，是毛乌素沙漠。
大明不比现在。
五月的黄河，夏季枯水期开始，在中上游的位置，那水流量根本不像是母亲河，动了冬季枯水期，断流会更加频繁。
蒙古人都不要的沙漠，被吹成水草丰美，塞上江南，明史更是记载夏言因为谏言收复河套被斩，简直就是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