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呢？”刘主任问。

“女儿在家炒一两个菜，正常要忙农活随便吃点东西，”吕亚苹说，“山里人没那么多讲究，好打发。”

刘主任又问：“做妇女主任一年从镇里拿多少钱？”

“要看考核，多时四五千，少的时候只有三千多，然后村里有积余的话分点，反正……反正说实话靠这份工作没办法生活，还得干活。”

“除此之外还干什么农活？”

“承包了几亩地长果树，跟村里林业大户连成片，施肥、洒农药、除虫、收摘什么的可以稍带，但除草、培土等等必须自己干，老公难得放假，忙的时候也得起早贪黑……”

看着才四十出头却苍老如五十岁，双手长满老茧，皮肤黝黑的吕亚苹，刘主任沉重地叹了口气，道：

“象你这样在村里算过得去吧？”

“跟老板、大户没法比，但比那些天天等救济的贫困户好多了，至少供孩子上学不吃劲，”吕亚苹摸着女儿的头说，“九年制义务教育，可不少人家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家里穷不能养吃闲饭的，要帮着做农活，唉……”

于煜道：“不肯在教育上投入，永远无法改变贫困面貌啊。”

“刚来渑谷我也这么想，可当饥饿与读书放在天平上时，孰轻孰重便一目了然！”夏艳阳道，“你不能指望山里人放着每天几块钱收入的活不做，却让孩子背着书包上学。”

于煜顿了顿道：“你说得对。我从小在城里长大，对贫困山区情况了解不够，所以利用难得的机会切身体验。”

没料到于煜敢于当众自我反省，夏艳阳有些惊讶地瞟了瞟他。

刘主任道：“何止小于，我们都是！家里没有卫生间，在如今这样的时代城市人简直不可想象吧？可沙树村却是普遍现象。说明富裕优足的生活限制了我们对贫穷的认识，也多少影响京都层面出台相关政策的内在因素。试想，一群从小到大都有卫生间的人制订政策帮助没有卫生间的人，能真正体会到那种困苦和贫寒吗？这就证明驻点调研、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的必要性。”

吃完晚饭——很明显刘主任和于煜都没吃饱，但盐渍野菜实在咽不下去，锅里稀粥也不多，两人都没好意思再盛一碗。

刘主任做了几个舒展动作，建议到村里走走，于煜欣然应允。

夏艳阳摇摇头道：“二位还是在屋里呆着，夏天南方山里有毒蚊虫多，被叮一口严重的会高烧昏迷不醒，轻则也要红肿十天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