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又道：“此四法为经商根基，是决定选择妥当与否的成败关键。至于选择之后的操作经办得当，只是影响盈利多寡”。其实这就是经济管理学的PEST分析法，是前世MBA必修课程；刘星前世，手下不少人精于此道，刘星自己也自学了一轮。

刘会点了点头回道：“此事可行，但不可操之过急，还需循序渐进”，又严肃的说道:“招揽二字不可妄言，刘家只是雇佣匠人”。一旁的刘运道没有反对，老周叔不懂工匠，便保持沉默。

刘会和刘运道一一记录后，问道：“还有其他建议么？”

刘星说道：“刚才讲的是《选商四道》，接下来该讲述《竞商五势》”

“其一，供给方的议价权势，譬如，父亲常贩卖麻布、葛布，那么这布价的议价权在何人手中？肯定不会纺织小户人家，而是定于区域收购商家大户手中。收与不收，一匹麻按二百文钱还是二百一十文钱，收多少，权在几家大户”。

“是这个理”，刘会回复道：“这也是士人和官家对商人最是不满之处”。

不满？刘星心理暗笑，这是商品经济的市场规律运作。资本的活动，儒家这些书呆子只会不满却没有任何办法。往往就法家倾向的官员才会通几分道理，才能通过朝廷律法干涉；其实通过律法干涉的周期很长，在官员的任期内，其实对地方影响也不大。

“其二，买方商客的议价权势，买方有货比三家选择，有买与不买的选择。需求也分两类：衣食住三类货物用度是常人无法拒绝，可理解为刚需，眼下粮食就是刚需。另一类如逢年过节所供的年货、妇人女子所用的化妆物品，家境殷实可买；家境贫穷可不买；会随不同时期变化的物品，可理解为软需，此类商机不易把握。不管是刚需还是软需货物，买少无议价权，买多则有议价权”。

刘星又补充道：“这个买方和卖方的两权势，归根结底就是客大欺店，店大欺客！”。

刘运道颔首说道：“此言不假，听说江淮扬州一带商人欺压盐农，每斤盐收价不足十五文钱，而从盐农手中把盐转手卖到山东、安徽则每斤盐四十文卖出。更远的直隶、京城则每斤盐五十文卖出，除去路上差旅和雇佣费用仍有两三倍获利”。

老爹刘会说道盐，也是露出渴望的眼神。盐这个东西，刘星自然清楚，自古以来，盐、铁、茶叶三项都是牵扯各方利益集团的纷争，不是一般人能参合进去。

汉朝为了提高财政收入，直接设置盐铁官，实施官营。唐朝末年的黄巢本身也是盐贩子出生，造反的导火线，就是走私私盐被抓。而明朝呢，实施盐引制度，朱元璋和朱棣为了解边军卫所和北方重镇的粮食问题；设立盐引制度：盐商将粮食运输到朝廷指定地点，根据路途远近和粮食数量配给一定额度的食盐买卖凭证。原本是一项有效的政策，但经过两百年变化，里头都不知道隐藏了多少猫腻。

所以，每个盐商背后都有官场上的靠山。盐商集团一头吸食百姓，另一头又从中捞朝廷的油水；现在，这些盐商还联合江南的地主集团培养一群利益代言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

明清两代，三大商人集团分别是山西的晋商、江南的淮商、后来安徽的徽商。此三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前世天朝的浙商。眼下只有晋商和淮商，这两家商人集团都是节操掉了一地的猪队友。

晋商为了钱，居然把生铁都倒卖给蒙古人，结果蒙古人转手倒卖给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后金铁骑没有这些生铁也不会形成那么多重装骑兵。淮商呢，为了钱和明朝皇帝打了两百年的嘴仗。他们口口声声说朝廷不得与民争利！最后是明朝完蛋了，自己也倒在多尔衮的屠刀之下。

刘星手里倒是握着一个杀手锏，眼下还没到出手的时机。他看了看三位长辈，说道：“盐、茶两项非同寻常，眼下我们刘家却没资格沾手。暂且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