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错了。”顾倾城在水声淙淙里大声说。

“怎么？”我转头问。

“我以为绑架明小姐的是黄花会，其实是北方大帝的人。判断谬误，所做的防范手段也就全部失效了。黄花会与北方大帝一个在西、一个在北，其政治诉求和行事风格大相径庭，差别极大。所以，我很自责，觉得自己从前积累的江湖经验毫无作用，几乎为零。早知如此，我就不在雷先生面前夸下海口，单枪匹马保着明小姐入境了……”说到此处，顾倾城话里已经带着哭音。

她以自来水龙头发出的水声做掩护，正是为了不让我发现她在偷偷流泪。

我没有劝慰她，而是淡淡自嘲：“如果为了这事自责，那我就更应该自责了。最离谱的是，我轻信了坦克帮豹哥说的话，以为他们想绑架你，于是就出手解决了他们。现在看来，坦克帮不过是敦煌城里的蝼蚁、蛇虫、癞蛤蟆，根本不值得费力气去清理。相反，我以为解决坦克帮就能消弭一切祸患，大功告成，实际却一点都没解决你和明小姐的困境。好了，我们都犯了错，也都自责过了，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听完催眠师给我们留下的全部资料，然后火速赶往莫高窟，把112窟的秘密挖掘出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不是吗？”

在我看来，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崎岖，只要最后拿到了正确的结果，前面所走的路、所出的糗都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点，也是隐居敦煌后获得的人生真谛。如果再早几年，一定会在任何一件事上追求过程精彩、结果完美，一旦达成不了目标，就会始终耿耿于怀。

“脸皮厚一点、心态沉一点、态度正一点”——这“三点”感悟，都是离开港岛江湖后的低调生活所赐。

“是，现在看看坦克帮，实在不值一提，也不堪一击。一想到北方大帝的强大威胁，我就胸口憋闷，喘不动气。幸好，幸好，有人替我们解决了麻烦……但是，我也能感觉到，这笔人情不是那么好还的。”顾倾城的自我调整能力极佳，稍稍流露沮丧之后，立刻借着我的自嘲解脱出来。

江湖上，欠人钱财好还，欠人人情难还，谁都知道这个道理。

清末民国时期，曾有几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都是因为欠别人的大人情而不得不用自己一生的清誉还情，最终身败名裂，不得善终。

今天，无名氏杀了催眠师，帮助我和顾倾城避开了必须直面北方大帝的险关。他日，或许我们就要为这份人情付出迟来的血的代价。

“我仍然怀疑黄花会。”顾倾城端着沏好的两杯盖碗茶走过来。

“理由呢？”我问。

“江湖内线消息传，黄花会一直都觊觎着‘金山银海翡翠宫’，说有一大笔民国时期的官方宝藏就藏在里面。根据知情人解释，民国政府大员个个都搜刮百姓，贪污受贿，只要职位后面带个‘长’字的，其身家都至少一百万大洋起步。其中有一位脑子活络、能言善辩的大员发起了一种‘宝藏股票’，大意是让同僚们把家中秘藏的宝物都抵押给他，由他统一保管、拍卖、折现，获得的现金则大量购买大陆、台湾、美国的土地和公寓，这种卖与买的连续操作带来的所有利润九成九归宝物的主人，而剩余百分之一归此大员所有。这种新式的交易模式很受大员家眷们的欢迎，于是，该大员共获得了七百多件文物、古玩以及黄金、白金饰物，按照市价折算，其财富值已经超过了彼时民国国家财富总值的两倍，不仅仅是富可敌国，而且是富可敌‘两’国。可怕的是，国军撤往台湾之时，该大员突然携宝藏消失，不知去向，造成了民国政府大员阶层的巨大恐慌。全国警察系统一路追查下来，该大员竟然易容改扮，躲进了莫高窟后消失，其携带的二十箱子珍宝也不见其踪……”

我微微颔首，顾倾城说的这件事在民国时期十分轰动，以至于惊动了当时的南京政府和延安政府，双方都派出特委精锐人员追踪调查。要知道，那些古玩珍奇是实实在在能够换来大堆金条的重器，落在国共哪一方手中，都是对政权实力的一次强力镀金。

成功地玩了这次“仙人跳”的大员姓杜名廉，真实姓名在史册中可查，无需刻意遮掩。

杜廉年轻时是上海滩十里洋场里出名的小师爷，先后跟过上海滩三位大佬，即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与另一位青帮计谋高手房独秀并成为黄金荣身边的“房谋杜断”，与唐太宗李世民身边的房、杜有得一比。

此人如此年轻却能快速出头，与杜月笙的提携、保荐是绝对放不开的。

两人虽然不是同宗，但一笔写不出两个“杜”字来，五百年前是一家。

那所谓的“二十箱宝藏”里也有黄、杜、张的私房钱，所以，当时杜廉已经成了黑白两道追杀的目标，就算南逃香港、北逃苏联，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此事干系太大，据称美国政府都动了心思，派了专使飞抵南京，试图借着调停之名，分一杯羹。

在这种情况下，杜廉一路向西，到了敦煌。

他消失在莫高窟这件事源于民国政府最着名的“警界三鹰犬”推测的结果，真实情况，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