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个体养车是个不错的行当，尤以养客车为盛。那会儿不比这会儿。这会儿是许多人家里只要有一万元，就要买五万元的轿子车开上溜达，一切为了让人瞧得起，根本不计较家庭经济与社会消费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矛盾。害得现下一些客车车主们望人兴叹！望车兴叹！不是每周能接送一次来往在县城读书的学生亲亲，他们恐怕是连老婆孩子也养不活的。

那会儿拥有私家车的人是寥寥无几的，而且有车的人确实有钱，没虚假成分，不装模作样。然客车火爆的直接因素是村里人的平凡出走。这个时期的乡下人已不满足于吃饱穿暖以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为了挣钱，男人们除了春种秋收，其余时间都要往城里跑，卷入到滔滔不绝的经济流通领域，或做买卖或打工。挣些钱便回家交给分管财政的婆娘，顺便夺几日因离别所遭受的床上损失，然后再跑出去。如此反复，班车就顺理成章地加大了旅客流量。

那些年的客车管理比较混乱，每一趟车只规定了线路，不规定始发时间，或许是规定了，但车主不遵守，反正在始发地以及沿途站点常有两辆或是三辆车发生同向汇聚。这时候站点上的旅客就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具有票价的身体像被抢亲一样冲着车厢凌空飞渡，能被凌空飞渡的还算是幸运者，更多的旅客的身体遭到的是来自两方或三方地激烈争夺，任凭你的身体如何脆弱甚或是心脏病要复发，两方或三方人员争夺起来一律都是不客气的，只要拽住了一只胳膊，就不会轻易放手，即使脱臼了也得拽，不拽就在对方面前认定了软弱，以后自己的线路就不好跑下去，所以同向线路的客车之间发生矛盾几乎是天天都在发生。中国人第一次走向市场经济，懂得了竞争的残酷性，认为出现这样的情景是正当的，否则就不是市场经济。

刘林那辆大型客车是最早一趟跑双河乡到自己所辖市区线路的。起初只有他一辆，每天跑一趟来回，人挤得气都喘不上来，靠边座位上的乘客是最严重的受害者，随着车的颠簸，他们必须周期性地承受走廊内已经失去身体控制的人群的惯性冲击。看着一张张心甘情愿被挤得扭曲了的脸，刘林的心里便跃动着行业的骄傲与自豪。

在那些改革开放的年月，许多人想挣钱却没有前瞻性，不敢茫然出击，都是看着别人踩出一条路来才跟着往前走，生怕跌入陷阱或踩上了地雷，一旦发现安全可靠，那就会一窝蜂地涌上去。刘林的大客车汹涌澎湃了一年，他这条线路就陆续出现了竞争者，而且竞争的对手一个比一个生硬而且顽强。

第一个是赵鹏，人送外号“美洲豹”。

“美洲豹”是在县城里长大的。小学还没有念完就辍了学，在社会上和我们乡下赵天应一样，喜好打斗那一套，打了便跑，快如闪电，所以称之为“美洲豹”。不过他比赵天应要强，他赶上了年代。他打人是要收费的，向雇佣者收费，收费标准按伤害对方的轻重程度计算：打一个耳光100元，两个耳光200元，以此类推，若是打折一条胳膊或是一条腿那就得10万元人民币。贵是贵了点，但“美洲豹”还不愿意将人的腿骨打断，打几个耳光弄点烟酒钱花花是他十分乐意的事。

“美洲豹”的父亲是街上摆摊做买卖的，仔细得在针尖上削铁。他怕儿子惹是生非造下祸端，就花钱托人买了这趟班车线路，为他找下了一份正经活计。

“美洲豹”一上路就暴露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载客之道。

与刘林一起在站点等人，对刘林说：“我装满了人先走，你再等。”

刘林不同意，便说：“你等你的我等我的，乘客愿上谁的车便是谁的车，我什么时候走还需要你来安排？”

“美洲豹”又耐心地对刘林说：“你一辆车足足跑了两年，钱挣得差不多了，我刚买了车，我得把本钱赶紧弄回来。”

刘林不知道“美洲豹”这句话已经到了客气的限度，仍然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不放松，他不高兴地说：“我的钱怎么挣，车怎么跑，那是我的自由，与别人何干？”

“啪——”“美洲豹”的耳光出其不意，等刘林清醒过来，只听“美洲豹”骂道：“你他妈太不懂道上规矩了，饭应该让饿着弟兄先吃，你他妈一点也不仗义，真是你妈王八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