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昭听了金国使者诉说,很快明白事情大体。
思来想去,他快速决断,派人南下奏报朝廷,同时下令各州收缩兵力,将中兴府,锦州,宁远方向兵员不断往北抽调至惠州边境。
已经熟悉新军作战模式,火器战术的杨洪昭亲到阴水前线组织战士修筑挖壕沟,修碉堡,严阵以待,以防万一蒙古人南下。
北面高峰巍峨,阴水北岸,有三条大道,两条从北而来,一条从东向西,汇聚在惠州城外河谷。
杨洪昭发须半白,在马背上远眺,远处三条大道尽收眼底,前两天还有蒙古人士兵会冲到远处山口向南眺望,意味不明。
可这几天过来,再无一个蒙古追兵会追到山口来。
他隐约明白了蒙古人态度的变化,应该是主帅开始约束了,于是也下令,只要蒙古军不越过山后,不予还击,前沿阵地不再向北修建,维持当前界限。
至于北方流民.......
杨洪昭想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收留,毕竟如果这里不让他们过来,等饿急了,在金国和景国一千多里的国界线上,他们依旧可以找地方越过,然后流窜成寇,祸害百姓。
不过收留也不能白收留,正好此时战后重建,各州缺乏劳力。
中兴府囤积大量粮食,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初破金国时候从其他州县抢来的,随后有些州县被皇太孙“大发慈悲”还给金国,中兴府的粮食便十分富余。
另一部分则是按照皇太孙吩咐,放手由乌林晃打压大族获取。
乌林晃果然就如皇太孙所料,为讨好新朝,疯狂打压原来的金国大族,他的同胞,以示忠心。
此期间从辽东辽西大族手中收缴大量粮食钱财,铲除一些大族,杨洪昭则按照皇太孙预留方案,接手这些大族土地后,他亲自出面,以景国官府名义租给当地无田地百姓耕种,还提出优厚条件,最初两年不收任何税,两年之后收取每年收获一成。
这对于辽东百姓,是想都不敢想的优厚条件。
杨洪昭一直记得当初皇太孙交代他的话,辽东平原,南北千余里,东西八百里,沃野千里,全天下少有的黑土沃土,要让百姓有地可耕,调动百姓积极性,不出一代人,粮食能养半个景国。
与皇太孙南征北战之后,他已经有一种无条件信任皇太孙的习惯,所以他一直奉行此策,不断想方设法,将土地分给无地可耕的普通百姓。
如今才过一年不到,杨洪昭在辽西、辽东两路声望极高,景国朝廷受到极大拥护。
而且历史原因也很重要。
比起金国统治,原本的契丹人、溪人显然是更认同中原王朝的统治。
辽国太祖是前朝节度使,自奉正朔,称景国人为“南人”。
辽国自上而下带头汉化,朝中权臣有汉人,辽国设官朝廷官吏如中原王朝,设科举也用汉字,考的是儒学经典,尊奉的孔孟教化。
加上杨洪昭很得民心的举措,认同感之下,统治甚至比之前金国更加稳固,战后很快恢复生产生活,一派欣欣向荣。
此次蒙古人南下,甚至有很多人踊跃参军,准备抵御蒙古人。
当然,许多豪族也叫苦连天,杨洪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看不见,账都算在乌林晃头上。
而皇太孙推荐的固立川也非等闲,却有能耐,在东面帮他快速镇压几次小叛乱,抵御好几次北面金国残党袭扰,半年多来斩首超过超过一千,让北面以完颜宗弼,完颜盈歌为首的金国残部彻底胆寒,不敢再次南下,龟速北面雪林。
经过一年努力,新占领的地区已经逐渐团结成一块铁板,甚至百姓开始自发向官府举报金国残党踪迹。
毕竟好不容易过上有地可耕的生活,谁也不想失去。
有此基础,不知为何,杨洪昭顿时觉得充满信心,即便惠州前线新军只有六个营地,从各地汇聚的厢军加起来也不过三十营左右。
也就是说,最终能部署到惠州前沿的兵力此时只有一万八千人左右。
而根据这几天的情报,围攻上京的蒙古大军至少超过五万人!
后续可能还有部队,可偏偏不只是他,就连前沿将士也毫无畏惧,每日修筑战壕阵地,按日常巡逻,似乎都不怕超过五万人的蒙古大军南下。
大概是百战百胜带来的信心,亦或是另一种凝聚人心的力量。
但见将士如此,他这个主帅又如何能让众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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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蒙古使者也来了,态度谦逊,表明他们只想报仇与金国人的血海深仇,无意与景国为敌,如果景国允许他们攻金而不干预,那么他们将呈上优厚的供奉。
杨洪昭着实没反应过来,因为蒙古人的服软来得太快。
亦或者说,他还没习惯景国地位的变化。
以前,在天下人看来,景国不过是南方的一个大一点的国家,一开始天下霸主是辽国,随后是金国。
辽人、金人在官方称呼中都不称景国为中国,而是南国,称景国人为南人,也不奉正朔。
所谓奉正朔,便是以宗主国历法为纪年。像云南地区,虽然历史上有些时候独立成国,但始终奉中原为正朔,纪年历法都按照中原王朝的来。
在前朝,周边国家无论南北东西,哪怕与之有边境摩擦的,小战打归打,依旧是奉中国为正朔,采用中原历法纪年。
可到景国就没那待遇了,北方强国不承认,西北军阀不承认,出兵还屡屡打不过。
而现在,特别是去年与金国大战后,南北东西诸国纷纷上表来使,恢复奉景国为正朔的惯例,只是杨洪昭不在朝中,不知道那些变化,以致他现在对蒙古人的态度很意外。
若他知道朝中情况就不会意外了,如今景国俨然是天下第一强国的姿态,铁木真又有战略眼光,不会在打金国的同时得罪景国。
这种层面杨洪昭无法做决断,他一面不放松加强北方防守,一面派人送两国使者入京,让他们自己到皇上面前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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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了八月中初,就有了这样的场面,两个打仗的国家,使者一前一后到达开元,都说自己有理,要景国做主。
蒙古使者说,金国人杀了他们可汗的祖父,害死可汗的父亲,还对草原实行惨无人的减丁政策,是血海深仇,国仇家恨,他们只是报仇,希望朝廷允许,他们会以牛羊回报景国。
金国使者说他们是景国的属国,受到外人欺负,希望作为宗主的景国能够出兵帮助,或让蒙古人退兵,他们愿意用国库中所有金银供奉景国。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情况。
皇上对此既感骄傲,又有些迟疑。
朝中也对此展开一些争论,无疑,此事无论站哪边都有收益,可无论站哪边都会失去部分利益。
对此大家也展开激烈讨论。
李星洲的意见自然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本人其实倾向同意蒙古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