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的点大体就是后世“文莱”的位置。

在郑和开启天朝的“大航海时代”后，文莱地区，此时名为“渤泥”，也得以凭借这一优势，发展了与天朝的关系。

对于有严重“对称情节”的国人来说，如果文莱——G州这样一条近乎正南、正北的中轴线，

即在指南针的帮助下，做到这一认知并不难，来划分东、西两洋，看起来会更为合理。

由此，在我朝后期，无论是刚才我提到的《三宝太监西洋记》，还是同时期成书的《东西洋考》，

都将文莱及其以西地区，归入西洋范畴，苏禄苏丹国（F律宾）及倭国领土内的国家，则归入“东洋”。

在19世纪中后期，在被跨海而来的欧洲人，逼迫打开国门看世界之后，西洋一词在天朝，逐渐成为了欧洲，乃至整个白种人统治下欧美地区专属。

“洋”这个在天朝文化中，地位原本远低于“土”的字，也因其在技术上所暗含的先进性，与后者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逆转。

以至于后世，“洋”在中文的语境中，仍然含有高大上的意味，“土”则反之。

受这一思维影响，在倭国凭借海洋实力崛起，并对天朝构成威胁后，“东洋”的标签，也成为了倭国的专属。

当东、西两洋都有了专指对象之后，“南洋”就成为了南海周边地区的代名词，更可进一步用来专指马来地区，我讲述中的“南洋”，就是这层意思。

纯粹从其与南海相接的位置来说，“南洋”一词的使用，倒也更为准确。

当然，名字只是一个标签，不要因此而引发认知混乱就行了。

大家更关心的，是郑和下西洋之举，到底对南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之所以说“郑和七下西洋”之举，于当时只是一次试错，是因为这场前后延续28年，

即1405年—1433年远洋行动，在郑和身死之后便戛然而止。

相比之下，比大明王朝晚了十几年开启海外探险之旅，且起点和规模要低得多的葡萄牙，

不仅没有因开拓者，恩里克王子的身故（公元1460年）而止步，反而一步一个脚印的，构筑起了全球化的“葡萄牙帝国”。

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概因为“海洋”对两者的意义完全不同。

对地大物博、人众多，并且在综合实力独霸于东亚的中央之国来说，海洋所带来的商业之利，只是用来锦上添花的。

甚至，这个“花”添与不添，亦不取决于是否有经济价值，更要看有没有可能，影响王朝内部的集权度及稳定性。

所谓“凡士农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这是清.雍正之语，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总结。

反观葡萄牙，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

土地狭小而贫瘠，其在15世纪，人口不过百万，甚至一直笼罩在强大近邻，“西班牙”的阴影之下。

海外扩张成为了其，唯一改变国运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