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帝国中央不仅没有给予，郑和船队“殖民”海外任务，反而使之成为了一次，召回外流之民的威慑之旅。

那些被视为背祖忘宗，且带有浓厚了商业色彩的海外华人，被视为流民，甚至“天朝弃民”，回归故土，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为此，我朝给予这些海外华人的政策是：给予“大赦”，意思是移民行为有原罪。

听闻招谕归国者，可既往不咎、还复本业。

带头回流的移民领袖，甚至可以得到厚赐，反之则将受到严厉惩罚。

这一点，在永乐大帝所颁发的诏书中有明确记载：“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

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召回海外“流民”政策实施的深层次原因是：在技术落后的时代，“人口”是第一生产力。

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应对战争，都需要大量人口。

同时，“人头税”也长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如果人口大量流失海外，不在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

即使不直接威胁中央之国的安全，比如做海盗，也会导致经济上的损失。

在这一政策影响下，试图在三佛齐故地立国的梁道明、陈祖义两人，成为了正、反两种选择的典型。

前者在郑和一下西洋同时，听从了使者的劝说，即刻回国（公元1405年），并受到了帝国中央的嘉奖。

大量迁居三佛齐的中国移民，也随之回流。

后者则因率众割据旧港、拒绝归国，而与他的“海盗集团”一起，被回程的郑和船队所剿灭（公元1407年）。

剿灭陈祖义的直接理由，是其聚众为盗、为害南洋，并阴谋袭击郑和船队（抢夺财物）。

当然，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海盗”也并非不能为政治服务。

这一点，后来的大英帝国最有发言权。

从16世纪后期的伊丽莎白时代起，英国人就开始为亦商亦盗的武装民船，颁发“私掠许可证”，以从战略上，打击西班牙等竞争对手。

这股被称之为“皇家海盗”的民间武装力量，在商业和军事两条线上，都为“日不落帝国”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事实上，陈祖义所代表的“海盗”，想做的也正是这样的“皇家海盗”。

然而，无论从中央之国的文化属性，还是我朝的政治结构来看，却都是绝对不可能容许，这种秩序破坏者的存在的，更别说“奉旨为盗”了。

为了避免海外华人的移民、商业行为，对国内之民造成不好的示范，王朝更愿意采取一刀切式的“闭关锁国”之策。

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也导致了一个互为因果的怪圈。

闭关锁国之策，使得本可依托母国，从正常贸易中获利的海外移民，只能通过海盗、走私等行为，获取生存空间。

这些行为反过来，又更加刺激朝廷坚持海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