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6章：社会和谐

在国家具体的行政事务中，帝国宪法又将一些规定，内阁成员由下议院提名，经上议院审核后报皇帝批准才能生效，，负责具体的国家行政事务，而下议院则享有质询权、弹劾权和调查权，具体来说就是议会有权就政府的施政方针、行政措施以及其他事项，向政府首脑或部门部长提出质疑或询问并要求答复，有权控告和制裁违法失职的政府高级官吏，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有权组织专门机构对国家机关进行调查了解和确认。其中弹劾权充份体现了议会与内阁之间相互制约的精神，下议院如认为内阁成员或全体有违法失职、政策错误或措施失当等情节并对此深感不满时，可以通过谴责政府某项政策的决议案，可以否决政府的议案，或对政府的议案做重大修改而使政府难以接受，甚至通过政府不赞成的法案，进而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一旦下议院通过这种不信任案，其后果是：或者内阁向皇帝陛下提出总辞职；或者由内阁总理大臣呈请上议院解散下议院，重新选举下议院议员，由新的下议院决定政府的去留。因此议会下院在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的同时，要承担由此可能引起的下院自身被解散的风险，而皇帝亲自领导的上议院则被排除在权力斗争的议会下院与内阁之外，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同时也避免了皇权干涉到国家的具体事务，避免了个人意志左右整个国家行为的可能性。

帝国宪法中对国家政体的一系列规定倘若全部施行，那必将弱化皇帝在帝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这种情况在目前看来仍然是很危险的，也正国为如此，王财提出了十年过渡的意见，同时王财认为既然需要将搞了十年的议政院逐渐转变了国家议会，那政党就不可避免的要介入到国家的政治当中，观国内大大小小数十个政党真正能成气候的也不过那么两、三个，其中在天京首先议政院选举中获胜的大国家民主党与借着皇家威望而后来居上的帝国统一党以及活跃在长江上游几个省份的强国党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以政治理念来说，这三个党虽然纲领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的都赞同君主立宪，都认为维护皇权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前提，而他们之间的分岐也是显而易见的，帝国统一党在王语萱的领导与皇室影响力的不断加强下，逐渐有了保皇倾向，主张在巩固皇权的基础下实现法制，这个党派得到了许多当朝官员以及封建正统思想根深蒂固者的支持，大国家民主党则主要吸入了改革派学生、江南开明地主和工商业者，主张广泛增加这部分人群的话语权，保证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力，至于强国党则与前两者都不相同，从两湖发展起来的强国党得到了很多大资本家的支持，在曾国藩放弃割剧，两湖归制之后，湖南、湖北的许多商人都顺江东下，在沿海地区做起了买卖，两湖人家族思想浓厚，加上经营得当，很快便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家族企业，经过十年的发展，这些家族企业逐渐有了垄断的趋势，他们迫切需要帝国政府在政治上保证他们的这些经济权力，因此强国党在大企业的支持下，财力远远超过大国家民主党与帝国统一党，主要的劣势在于他们以家族、地域意识浓厚，在其它省份的支持率非常低。实际上王财的本意是劝朝廷中德高望众的首辅大臣王闿运出面组织一个保守党，参与到这个党派之间的竞争去，并以此来防止一家独大的局面，防止改革派在下议院中占绝对多数的不利局面出现，但是容闳认为这样一来朝廷就是违宪的可能，几番劝说之下到底让王财放弃了这个打算。

《中华帝国宪法》完成意味着立法院的工作也可以结束，考虑到容闳十年修宪的经验决定由他继续完成各地议政院逐步向议会过渡的工作，这项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宪法所说的那样去完善整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不过天京危机与工人罢功让王财意识到自己必须利用这最后的十年时间继续加强皇室在整个国民中的威望，并以此来确保皇室的永久权力。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非常的难，不但逐渐开化的国民在信仰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就是新兴的各种政治力量也迫使王财不得不改变以往强制命令的手段，转而采用更为灵活的办法来争取各个阶层的支持。

这个想法在首辅大臣王闿运做了《天京危机与工人运动的分析》之后变成更加明确起来。在整个危机过程中，王闿运始终带领内阁重臣研究对策，制定应对方略，在事件平息后，他又亲自招集容闳、洪仁玕、徐寿等改革派、洋务派以及保皇派的官员们分析事件内在原因，并最终向皇帝提出了“保障、限制、福利”的三大政策。

这三个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保障各阶层的根本利益，限制垄断与贫富分化以及建立福利体制，增加公平竞争。如今中华帝国这样一个强大而又幅员了阔的大帝国可以说完全由当今皇上一人开疆辟土而来，几乎人人都把皇上看成了神一样的人物，倘若这个神有一天倒塌了，那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是毁灭性的，这一点无论是保皇派，洋务派还是激进的改革派都非常清楚，皇权不稳那便意味着国家的分裂，因此各方都希望皇室能够继续增加在国民中的威望，也正因为如此，王闿运积极的游说内阁各方支持“保障、限制、福利”的三条政策。

“如今，整个帝国正在经受着文化与思想上的激烈碰撞，天京危机与工人运动绝对不是一个偶发事件，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此类事件正预示着国家进一步动荡的可能，皇上，政策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王闿运认真的向内阁朝臣们解释起来，“近十年来国家工业发展迅速，但是却没有完善的保护工人利益的具体政策，大量工人承受了剥削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而那些新兴的资本家因为国家在改革圣库制度中大量实行了公私合营的办法，很多行业都受到国家企业的垄断与干预，对朝廷也有很大的不满，除此之外，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勾结，打击、限制新兴利益集团，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局面，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失业人口增多，加上国家连年对外战争，给国库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除了教育资金按时按量投入外，原计划用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资金大部分被挪用，可以说这次天京危机和江南三省工人运动非常值得皇上以及诸位大臣们深思，我们必须尽快缓解这种社会矛盾，维护皇室在国民中的无上威望，保证帝国的统一。”

“皇上，臣以为应当施行有倾向性的社会福利政策，比如限制大资本家、大商人，并以此来补贴贫困人群。”民政部伍凌心负责宣传事务，对于普通百姓的心声是相当了解的，“用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限制有钱人，抚助没钱人。”

“伍大人，这样似乎不妥，主要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首先没有办法对新兴资本者征收高额税收，因为他们仍然可以把这个风险转稼到工人头上，其次没有办法具体区分收入，因为他们可以转移资产，第三我们不能靠劫富济贫的办法来帮助弱者，这样强者承受了不公平，而弱者也得不到实质上的改善，他们只不过觉得富人拿的钱少了而已，”徐寿摇了摇头道，“我认为应当制订福利法，一是要确定各地的最低工资，保证工人收入的稳定，二是要限制劳动强度与劳动安全，对于高强度的工作要通过增加班次来降低劳动强度，对于高危险的工作要通过增加薪酬与危险补偿来保征工人利益，三是要对失业者提供无偿的帮助与补贴，比如对于失业者官府可以提供失业补贴，保证他们生活的下去，同时还可以开设免费培训，帮助失业者学习再就业的机会，四是应当降低对事业起步贷款的门槛，为有需要的小企业主提供资金支持。”

“除了徐大人所说的这些以外，皇上，臣还认为应当限制垄断，鼓励企业的市场化与私人化，对一些无关国家生存的重点产业，完全可以放开，引入私人资本来增加市场活力，”华衡芳向来与徐寿的观点相近，“臣以为除了煤、钢铁这类关于国家命脉的行业外，都可以开放，甚至军工也可以，这样朝廷一定可以争取到新兴资本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