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当税征收困难。

按照原来的规矩，每家当铺每年年初花五两银子从衙门户房领取当帖，便是缴纳当税了。其他苛捐杂税虽不少，却和朝廷没什么关系，都进了地方腰包。

如今改为三挡征税，京城当铺该交五十两，对当铺这种动辄投资几万两的生意而言，真不算什么负担。京中足有四五百家当铺，少说也能收两万两。

实际征收结果差强人意，肯老实交钱的当铺不足三分之一。此辈多为势力有限的商贾，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其余则借口经营不善，拒不缴费，或是走动关系暗中以原价领帖，或是干脆无证营业。

这些当铺随便搬出来的靠山便能唬人一跳，顺天府衙门惹不起，束手无策，户部催办也无效果。

京师尚且如此，地方更不用说，等地方将当税解交户部时，成绩肯定惨不忍睹。

朝廷固然可以惩治主管官员，可换人之后恐怕仍旧不会有太大改观。

毕竟，对官员而言，履职不利顶多考评不佳，免职而已，得罪本地权贵却是会死人的。

问题根源之一在于户部职权收缩。由于历年文官奏请，很多直属户部的省级课税司因税收不足而被取消，相应的收税权力划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与本地缙绅勾连甚深，皇权不下乡嘛，出现这种阳奉阴违的情况在所难免。

永隆帝虽颇有振作之意，然积重难返，不是发几道圣旨便能解决的，更何况朝中还有人掣肘，令他不敢大动干戈。

但这一次他真的忍不住了。

边费日增，灾害频发，朝廷需要钱啊。今年靠着柳湘莲出卖烟草经营权得了一大笔银子，弥补缺口，可这项费用是一次性的，明年又该怎么办？后年呢？无论是边患还是灾害，可是丝毫看不到缓解的迹象！

况且，这等歪风邪气如不纠治，则当税加征之令沦为废纸，朝廷威信何存？难道煌煌朝廷，只能做到在戏子身上收钱？！

接到户部奏报后，永隆帝在早朝上勃然大怒，严厉痛斥顺天府尹懈怠惰玩，要求限期将当税全部征收，不交的按照加征条例责令关门歇业，且要缴纳三倍罚金，拒不执行者关押问罪！

为此，他还特意派出锦衣亲军予以协助办理。

京城中消息最是便捷，眼见到皇帝真恼了，谁家也不敢继续顶风作案，毕竟是皇权脚下，玩不起罢市那一套。

京师地区的当税很快收齐，达到四万多两，已然是去年全国当税的一半，足见潜力之大。

可是接着更大的问题来了，全国呢？不用想，征收肯定更困难，总不能派锦衣亲军去各地收钱吧？

不需要朝臣反对，永隆帝也知此举行不通。且不说锦衣亲军一旦放了出去，会不会依法办事儿，即便他们认真履职，万一有心怀叵测者妖言惑众，煽动商民罢市，甚至公然袭杀锦衣亲军，那乱子可就闹大了，他作为皇帝也将威严扫地，恐怕还要沾染横征暴敛的骂名。

于是只能让户部继续发文催促地方严格征收，否则考评见。

结果如何尚不可知。

其二，户部银行已经建立，但众钱庄不肯交纳储备金。

理由是本小利微，一旦交钱，会严重影响日常经营，导致关门歇业。

不信？不信咱们就歇业试试。

该如何做？难道真让他们歇业？钱庄看似商人经营，哪一家背后没有靠山？

这还是其次，关键是钱庄关系国计民生，一旦歇业，商民大受影响，百业凋敝也是闹着玩的，甚至会发生股东携款潜逃的情况，令存款者血本无归，势必引发极大动荡！

桩桩件件都是难题，这些人手中没刀，却比又刀还难对付，永隆帝甚为头痛，突然发现，处理这些事务并不比应对东虏攻击更轻松。

那些政策，明明听着都利国利民，可实施起来怎么就这么难呢？

永隆帝自己没法子，便多次召见户部尚书顾克贞征求建议。顾克贞已经算是臣子中比较干练务实的，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只能安慰说治国如烹小鲜，不可急躁。又说柳郎中整顿盐政已然初见成效，待两淮整顿后，至少也能增加几十万两盐课，也很可观了。

柳湘莲听说之后，也爱莫能助，别无良策。世道如此，皇帝看似大权在握，生杀予夺，但身上束缚太多，特别是自身还“好名”的情况下，必然受各方掣肘和拿捏。

他能受到永隆帝格外“恩遇”，也多亏这些人衬托。

想要真正改变，唯一出路是打破这个旧世界，除此别无他法！

忙碌的日子里，时间过的很快，不知不觉间，已是草长莺飞春花烂漫的暮春时节。冰封数月的京杭大运河再度流淌，似是长龙从酣然大梦中悠悠醒来，波光粼粼的河面上舟船往来如梭，沿岸人流汇聚，充满热闹生机。

柳湘莲掌控下的北司诸盐场，也终于用晒盐法生产出今年第一批新盐，产量大增，成本大降，质量也有所提高。

于是在适度保障灶户利益的前提下，盐场调低了食盐出场价格，盐商热烈欢迎。

随着官盐降价，私盐货源缺乏，官盐销量终于开始暴增。这意味长芦盐场的改革取得明显效果，灶户、百姓、朝廷、盐商皆得利，获得初步成功，剩下的就看能否良好运转下去。

此时，一封加急奏疏正沿着着驿道自扬州往京师传送——两淮巡盐御史林如海遇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