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吴家骏在手术台上答应了阿原临死之前的请求之后，就有些犯难。他是一个重然诺之人，既然答应了，那就一定得办到。何况，这是地下党请求他办的事情，即便要冒很大的风险，他也一定竭尽全力办成。可是，他虽然医治过几名共产党游击队员，但那都是他们找的他，一旦事情结束，就主动离去。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而他也从来不问这些敏感问题。他知道，共产党组织有严格的纪律，不告诉他这些事情自有他们的道理，甚至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既然如此，他为何要问？可是现在，自己找不到他们，又如何履行承诺，把阿原的话转告给地下党？

吴家骏是医院院长、声望日隆的外科医生，而阿原，不过一个道观的打杂工。他们俩怎么会相识并成为朋友呢？说起来，是一件小事促成的。

六七年之前的一天傍晚，吃过晚饭，吴家骏出去散步，走到东山道观附近时遇雨，就进入道观暂时躲避一下。他站在道观门口，只见雨雾中，一名衣着破烂的男孩也向道观跑来。那是一名年仅七八岁的乞丐，吴家骏曾经见到过几次，也曾给过零钱。

雨大了起来，那名男孩加快步伐往前奔跑，当跑到距离道观还有二十余步的地方，“叭嗒”一声摔倒在地，久久没有起来。吴家骏正要冲出去搀扶的时候，却见身边早已冲出一个人，飞速跑到那名男孩身边，将他拦腰抱起，跑回道观。他这才看清那人就是道观打杂工阿原。

阿原将孩子放到大殿的一块干净的地面上，倚墙坐着，转身去后殿自己的房间拿来两个热乎乎、透着香气的包子，递到孩子手里。那男孩显然饿坏了，狼吞虎咽吃起来。这时，阿原发现孩子的一条腿磕破了，正流着血，又回去取来外敷药和纱布，准备给孩子上药。

阿原对男孩所做的一切，让吴家骏深受感动。于是，他主动过去，接过阿原手里的药和纱布，以专业人士的娴熟动作给那个男孩的伤口进行了包扎。

他和阿原由此认识了。接触多了之后，他除了感受到阿原的热情和善良之外，还觉得阿原绝非是普通的道观打杂人员那么简单。有思想，对国家大事有自己的见解。后来有一次，阿原找到他，说他有两位朋友受伤了，希望他帮忙给做手术。他答应了。当他看见那两名伤员的伤势是枪伤之后，立即明白，这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员。这之后，他又接治了阿原送来的两批共五名游击队伤员。还因阿原的请求，通过国外的朋友，给游击队买过几批药。这次阿原没有来得及送出去的药品，也是他给买的。

当然，他跟阿原相识这么久，还帮助阿原做过很多事，但他从来没有打听过阿原的身份，阿原也从来没有当着他的面说出自己真实身份。只是，阿原在临终之时，在他的手术台上，才亲口告诉他自己是共产党员。

吴家骏膝下一子一女。女儿便是吴子衿。而儿子吴志刚，也是阳州一中学生，高中毕业之后，本想出去继续求学深造。可是那时候正值国土沦丧，日本军队四处肆虐，吴家骏夫妇担心儿子的安全，就没有放他走。在当时的阳州，高中生也算是高学历人材了，找个安适的工作不成问题。谁知道，志刚被阳州城最大的官——阳州专区专员章恒义看上了，非得让做他的秘书不可。

吴家骏看不起章恒义，这个国民党专员是属兔子的，没有其他本领，就是跑得快。抗战时期，阳州是个半沦陷区，日本人光顾过几次，但都是在搜刮军资之后即行撤走，从来没有驻军。每次日本兵过来，章恒义既没有组织武装力量抵抗，也没有出面安排百姓撤退，唯有管自己跑，躲到县里、躲到山区，待日本兵一走，又从躲藏的地方回来。

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章专员看上吴志刚，吴家骏再不愿意也不行，无奈之下，志刚只得赴任。后来抗战结束，各地都组建保安队伍。章专员也在阳州组建了保安团，自已兼任司令。同时成立直属中队，主要负责专署大楼的安全事宜，当然也包括他章专员的人身安全。说白了，这个直属中队就是他章专员的亲兵。为了以示重视，他让自己的秘书吴志刚出任中队长。以后慢慢地，直属保安中队的任务扩大，也负起了城市治安的管理。

只是这两天，吴志刚奉命赴省城公干，故而不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