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事形势日益严峻，汉帝为提升将军统兵时的地位，便往往授节给将军。

依汉制将军本无权持节，于是只得“假”节，这里的假是动词，大意指暂借。

只是东汉国势一日颓过一日，朝廷安危日益寄托在各地的诸侯将领手中，于是将军假节的情形也愈加普遍。

而到刘备拜关羽等人为将军时，节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隐隐成为代表调兵权的证书。

如果说假节对应着调兵权，那假节钺呢？

答案是专杀权——通俗而言，是先斩后奏的权力。

《礼记》中云“赐斧钺然后杀”，《淮南子》中云“凡命将，主亲授钺，曰：‘从此上至天，将军制之’”之句，都可以看出持钺者拥有专杀之权。

相比于军政，钺更常用于司法程序中，如淮南王刘安谋反失败后，汉武帝刘彻派吕步舒治狱，正是通过授钺赋予其“专杀不请”的权力。

也就是说，假节的将军拥有的还只是中规中矩的调兵权，下属们“违法乱纪”，暴躁如张飞也只能移交有司衙六依律审理；但到了假节钺的关羽这里可不得了，下属们一旦逾矩，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直接就可以先斩后奏，任是刘备不悦，也只能事后追责了。

节与节钺并非是荣誉那么简单，它们对应着货真价实的行政权力，“五虎上将”的民间传奇背后，正流淌着中华法系扎实的“里子”。

在蜀汉，关羽是唯一一个假节钺的将军。

现在把视线转移到赋予他如此殊荣的那个人：刘备。

后世将刘备视为三国枭雄，但严格来说，刘备从来未能生活在“三个国家”的时代。

刘备驾崩于223年，而孙权直到六年后才正式建立吴国——在称帝前，刘备生活在东汉；在称帝后，刘备继承东汉衣钵成立蜀汉，他所面对的也只有曹魏这一个“敌国”。

真要较真，蜀汉建国后的六年岁月里，孙权最多称得上外藩，九州大地只有南北两个朝廷，说成是南北朝也并不过分。

建国一事，在古代中国有着严格的法律程序，曹操统一了北方，操控了朝廷，但只要不称帝但依然是汉臣；孙权虽然有割宰天下之实，孙吴的历史也要从他称帝之日正式算起。

那么，三国时期最早称帝的是不是刘备呢？

不是。这一荣誉头衔，早就在197年被袁术摘得了。

据《三国志》及《典略》所载，这一年袁术置公卿，祠南北郊，建号“仲氏”——虽然袁术的势力在当时还远远不能与名义上统治九州万方的汉室相提并论，但从法律程序来看，袁术已经完成建国程序，可以与汉室并列了。

那么问题出来了：袁术何德何能，为什么敢于在天下局势尚不明朗的时候率先称帝呢？

答案就出在一份特殊的“天命权力证书”上，这“张”证书，就是玉玺。

这里的玉玺，便是秦朝统一天下后用和氏璧制成的传国玉玺。

秦始皇称帝后，“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于是这枚玉玺就成了皇帝身份的代名词。

秦汉易代时，秦子婴跪捧着这枚玉玺迎接刘邦的到来，玉玺的继受正式成为王朝更迭的象征，刘邦之后，玉玺在历代汉皇手中薪火相传，直到王莽篡汉时，也是以逼迫皇太后交出玉玺为标志，东汉建立后，玉玺辗转为汉光武帝刘秀获得，一直传至汉灵帝手中。

经过秦、西汉、新、玄汉、东汉数朝四百余年的层层加持，玉玺的象征性被无限扩大，这才推动了袁术得到玉玺便自认为“天命加身”的事件。

其实秦子婴在献玺时，也未必就把它视为天命的证明；将其和其它御用器物一道献出，更大程度上是说明使用这些器物是皇帝才有的特权。

然而经过两汉前后二十四帝的加持下，至三国时期，玉玺已经反客为主成为天命的来源，以至于袁术获得玉玺后就自认为天命在已。

这种野心家的“默契”在袁术败亡后并未断绝：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得到玉玺，于右侧加刻“天命石氏”，这几乎是后世君主在玉玺这一“权力证书”上加盖的“骑缝章”；至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因未寻到玉玺，还刻了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可见功高如唐太宗这般的雄主，也依然过不了没有玉玺这道槛——此时，玉玺已经彻彻底底成为了超越朝代与帝王的“无记名式权力证书”，它所对应的，就是天命，就是中原大地的统治权。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末帝李从珂因无力抵挡石敬瑭与契丹进攻而自焚，自焚时他不忘记怀抱玉玺，这枚传承千年的“天命权力证书”，就此失传。

没有了“天命权力证书”，天命的更替又要通过怎样的法律话语进行解读呢？这就是宋儒们的使命了……

玉玺既已被李从珂焚毁，赵匡胤在立国时自然不再有机会在“天命权力证书”上继续加盖“骑缝章”。

不过，宋代的皇帝们到底没有李世民的执念，宋儒们也在理学的发展下变换了研究方向，转而质疑起玉玺的合法性。

这种质疑在1096年玉玺重新出土时达到了高潮。刘恕，这位《资治通鉴》副主编之一，冷眼道出了这么一段话：“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