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着街道向南走去，到另一家奢华的旅游酒店的酒吧里时，我发现第二个税收员已然在那里等我了。2号税收员—举止和穿着甚为随意，他啜饮着啤酒，但神色有点儿慌张，好像很怕别人发现他在和我谈话—也带来了一个装满纸张的文件夹，只是他提供的例子并非针对骗税的希腊人，而是骗税的希腊公司。然后，他便将这些实例一一道来（“我只说那些我亲眼目睹的例子”）。第一个实例是关于雅典一家建筑公司的，它在市中心建了7幢大型公寓楼并销售了近千套公寓房。该公司的实际征税额总计约为1500万欧元，但它却没有支付税款，一分也没支付。该公司的逃税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公司从未声明自己是一家企业；其次，它从数十家无所事事的公司中挑选出一家进行雇用，为其伪造无中生有的费用收据，然后，若税收员偶然发现这一情况，就对其行贿。这位税收员便公开告发了它们，并将此案移交给上司—此后，他便发现自己被私家侦探跟踪，电话也被监听了。最后，案件有了审判结果，建筑公司支付了2000欧元罚款。“自那以后，我便被切断了与所有税收调查相关的联系，”这位税收员说道，“因为我戳到了它们的痛处。”

他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满是案例的厚厚的文件夹上，他翻了一页。文件夹的每一页上，都记录着一个与他刚刚讲述的类似的故事，而他想把所有的故事一吐为快。我打断了他，因为我意识到，假如让他继续下去，我们可能要花费整整一晚上的时间。骗税的程度以及为了骗税而作出的各种努力，着实令人发指。在雅典，我数次产生不曾有过的新感觉：作为一名记者，面对令人震惊的材料，我却丝毫提不起兴趣。我已经与熟悉希腊政府内部运作机制的一些人士交谈，他们中包括一流的银行家、税收员、财政部副部长、前任下议院议员等。我拿出笔记本，记录下他们滔滔不绝地陈述的故事。被道出的丑闻一个接着一个。20分钟以后，我便感觉索然无味。这样的故事简直太多了，可以充斥整个图书馆，更别说写成一部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