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对法家没有好感，历朝历代都会结合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史实给予其非常负面的评价。

儒家从孔孟开始就崇尚重义轻利、人性本善，而法家，尤其是商鞅和韩非都是相信人性本恶的。

商鞅重刑轻罪，动辄挖鼻子割耳朵，还曾一日之内在渭水边处决过700名犯人，整条河都被染红了，他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让人畏惧才能制止人为恶的心。

韩非是个结巴，他认为君臣之间只有利害关系，没有父子之亲，利益所在的地方，人就会忘了好恶，使弱者变强，怯者变勇，勤于耕织者勇于杀敌。

荀子认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处于争夺。

表面上看着顺从的人并不是真的顺从，而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韩非认为，为了利益，人们除了争斗外还会合作，为了更大的利益，仇人也会握手言和。

商鞅之策没有给社会留下道德和价值观的选择，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了利益与刑法的关系。单纯强调功利而忽略道德会大量释放人的自然和生物欲望，秦国军人为了战功，不仅作战时勇猛，连战俘和平民也杀了，为了获取更多的人头，秦国也因此烙上了永远无法洗刷的“暴秦”、“虎狼之师”的痕迹。

商鞅变法是因为秦孝公的支持，在秦孝公死后他就没有了靠山，原本他打算连夜逃跑，却发现要住店的时候没有带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按照当时的法律入夜后还在外游荡的人是会被抓的，商鞅这才明白自己变法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秦惠王即位后贵族们要求车裂商鞅，秦惠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可是变法还是要继续下去。等到了秦昭襄王的时候，秦国已经有一统天下的局面了。

《战国策·魏策四》写了一个故事，秦昭襄王派人对魏国的安陵君说想用五百里地换取安陵。

安陵只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加起来都没有五百里。在战国初期，魏国还是个很强盛的国家，是战国七雄之一，曾与韩、赵一起三家分晋，到了战国中末期已经是个小国了。

安陵君很轻易就看穿了秦王提出的“丰厚条件”背后的阴谋，以秦国的国力和军队，岂是安陵可以战胜的，如果秦国不让那五百里地，那么他会白白赔了安陵，于是安陵君派了一个“老臣”唐雎出使秦国。

唐雎90多了，比70古稀还要多20岁，对他用刑死得更快，即便他没有荆轲那么大胆，可是他什么都敢说，他对秦昭襄王说“别说区区五百里地，千里的土地也不敢换。”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

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

秦王曰：“布衣之怒，不过是除帽光脚，以头抢地耳。”

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专诸刺吴王僚的时候，彗星袭月；聂政刺韩傀的时候，白虹贯日；要离刺庆忌时，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现在加上我就要成为四个人了。若士必怒，就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就像今日这样。”

说完那个老头就拔剑要同归于尽。

秦王这时变了脸色，和唐雎客气了起来，然后韩国和魏国虽然亡了，安陵却暂时得以幸存。

后来荆轲刺杀秦始皇，燕太子也是穿着一身白衣送他的，就像挽歌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如果当日荆轲刺秦成功了，倒在地上的真的只有两个人么？一个是秦王嬴政，一个是荆轲。

但天下缟素恐怕是免不了了，毕竟大王死了，举国上下都要服丧。

那时恐怕到处都是白的，白色雪、白色的招魂幡、还有白色的孝服。

与之对应的是崇尚水德的秦国建筑物，它们虽然是木头，却被刷了黑色的漆，看着像是被烧焦了。

乔治安娜冷眼看着那些道听途说那片土地上见闻的人们，忽然笑了。

“你怎么笑了？”波拿巴问。

“还记得我怎么认识你的？我告诉你有人要暗杀你。”乔治安娜看着他说“那天下雪了吗？”

他好像没有听懂她说什么，给了她一杯红色的葡萄酒。

她看着面前的菜，还有不远处的调味架，那是英国产的玻璃调味瓶，透过透明的瓶身可以看到里面装的胡椒和盐。

所谓的天下大事，对小民来说并不是大事，因为饭都吃不饱，还没有地方住，关心那些干什么？

这次法国普选也是一样，根本就没人在乎，十年革命更迭的政党已经让他们觉得累了。

拿破仑处理匪盗的特别法庭法官是他一个个面试的，除了阿尔萨斯没有闹出别的乱子，再加上教会回归，法国又重新恢复秩序了。

韩非子说过：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

也就是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是有害无益的，这是罗马教皇和乌迪诺宗教审判所所犯的错误，把治疗师也给当成巫师给杀了。

《国际保密法》还是要继续下去，至于阿里安娜被麻瓜小孩袭击，从此以后魔力失控，阿布思父亲为了给女儿报仇伤害了麻瓜，最后被囚禁阿兹卡班的案子，以及格林德沃问的“那部法究竟保护的谁？”的疑问。

她的答案是，这就是命，如果你不接受，请原谅，她无法给出更好的答案了，你恐怕要自己去找寻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