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的两次婚姻都失败了。现任妻子和他在一起开饭馆，仅仅因为在国外手续复杂，离婚一拖再拖，拖得两人都没脾气，只能将就。情人节快到了，我女儿偷偷问我：“为什么刘叔叔买了两张情人卡?”我怎么解释？一张给妻子，出于习俗和生活惯性，另一张是给波兰房东的女儿，那是真情。老刘请我把他的题词译成英文，再抄在情人卡上，但他连情人的名字都拼不准。我为他感到悲哀：除了有限的波兰饭馆用语外，他用什么来表达？但这毕竟是他仅有的阳光，在烟熏火燎的异地他乡。

老刘生性温和，知书达理。按一平的话来说，他是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在此伤天害理的年月实属少见。祖上是河北农民，若无革命，他很可能是个乡下秀才，度过平静而儒雅的一生，时代改变了脸，让他入大狱，做苦工，险些病死在铁栏杆后面。而这狱中经历成了他的命运。好不容易消停两天吧，逼得他远离故土，沿成吉思汗的路线给远房亲戚们生火做饭。母亲病重，那些穷亲戚在路条上百般刁难，竟没让他回去见上一面，直到最后一刻，母亲仍盯着门口。

“我现在是赎身。”老刘酒后伸出指头，“十万！只要攒够十万美元，就告老还乡了。”他脸色红润，一扫刚来时的晦气。挣钱赎身，回家，回乡下，买房置地，读书写作，过老秀才的生活。这倒是他一辈子理想。自打认识，他就一直叨唠这事。可何为以后？

那天乘游船在旧金山湾兜风，金门大桥像把尺子在我们头上翻转，好像在测量我们有限的一生。我们在它下面合影，为二十五年的友谊，其实二十五年只是它最小的刻度。

就在老刘到的前两天，我女儿告诉我，有个叫彭刚的来电话。莫非是那个二十五年前“先锋派”的彭刚?果然，他来美国多年，前两年搬到圣荷西（SanJose），离我这儿不远。我给他打电话，说有人想跟他聊聊。老刘接过电话，自报姓名，悠悠然。彭刚惊呼见鬼，风驰电掣而来，拎着香槟和啤酒。那聊法有如登山，对年轻的不算什么，上了岁数就明显感到吃力。

日薄西山时，不免感叹：众人星散，看来“联络副官”这些年有点儿玩忽职守。

老刘要回去了。那边饭馆告急，加上签证也到期了。临走，我陪他去采购。他买的都是饭馆所需，大到蒸锅，小到姜蒜，塞满一个大纸箱。我打电话为他订位时，发现由于班机衔接不巧，他得在巴黎机场待整整一昼夜。我拉他去法国领事馆办过境签证，不肯，他要为赎身省钱。结果在机场遇到麻烦。柜台后面漂亮的小姐皱着眉头，一边翻着护照，一边打量着大纸箱和那身七十年代的羽绒服，她坚持老刘必须得办法国签证。好说歹说，又找来上级，才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