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族名留青史

其次，在唐前期，亦即唐帝国扩张时期，史书上也留下许多其他民族武将的名字。而这些名留青史的少数族名字，也正是这个时期唐帝国民族政策的现实反映。

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刚刚完成的时期，作为皇族的杨、李二氏都是数代与胡姓通婚，如独孤氏、窦氏、长孙氏虽然都已成为汉姓，但他们原来均属胡姓，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统治者（个别者除外，像隋炀帝）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减少民族隔阂、增加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气氛。唐朝番臣、番将殷庭，《新唐书》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确实是时代的产物，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南民势力

唐朝的南方，同样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势力。但在那个时期，南方边远地区尚处于发展的滞缓阶段，族属分化不十分明显。唐朝立国后，南方大部分地区随着萧铣的投附而归顺政府，岭南地区亦以其头人冼氏附唐而得以顺利地解决。与北方比较而言，唐朝在南部几乎没有动用大规模的武力。唐朝军队的调动和征用，几乎都在北方。事情很清楚:北方，特别是西北，分布着几支成熟的民族势力，它们的存在比唐朝还要早许多，北方政权的成熟和完善，使其发展与中原王朝不相上下。唐朝征服北方和西北势力，构成了前期的重要内容，他们的民族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上文太宗华夷一家的所指，主要集中在北方民族。太宗在征服东突厥之后，就如何安置突厥降户的问题，朝臣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将他们安置在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南）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之间的长城地带，其上层人户则被安置在都城长安等城市之内。唐朝之选择长城沿线安置突厥降户，一方面考虑到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保持，另一方面则更利于中央对他们的控制。为安抚外来的降户，唐朝势必要作出妥善的安排，这样才有利于维护政权和国家的稳定。于是，各个不同民族势力之间差别的泯灭和彼此之间的求同存异，就成为王朝追寻的目标。处于这种情势下的民族观念，自然是华夷一家或彼此不分了。

无番、汉之别

唐初名将李靖曾讲：“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这充分体现了唐人的民族观。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又自然地导致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当然，唐朝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做到“爱华夷如一”，但其民族政策之开明则的确堪称历代之冠。天宝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采取安抚政策。如唐太宗征辽东，掳得高句丽百姓一万四千口，本当分赏将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此外，唐朝对于少数族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都深受重用，有的还成了驸马。开元、天宝之际、少数族族将帅甚至成了唐军主力。安禄山、哥舒翰还晋升为王爵。这类现象在其他王朝是绝对见不到的，更非蒙元的以族分等，清的虽尚满汉一体实则行满汉大防政策所不能比拟。

结论

再结合唐前期的现实背景，可以得出以上结论：

唐朝的建立是在推翻隋朝，并进一步剪平各地割据势力的基础上，唐朝的政治意图扩展到征服全国之时，唐就与突厥人的战略发生了冲突。后者的意图是趁隋末大乱，分割中原各地势力并使之互相争斗，自己则从中控制，如同早期对待北周和北齐那样。唐朝的战略打破了突厥人的幻想，双方由同盟者转变成为对手。自从唐朝建立以后，突厥就对中原展开持续进攻。唐高祖当政的9年，中央政权的主要任务就是削平各地的武装势力，而这些势力恰恰受突厥人的支持。太宗即位的当月，突厥颉利可汗就率领10万大军向唐进攻，这对唐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逐一剪平各地割据势力之后，唐朝便将其中心任务转向对付东突厥。贞观四年(630)，唐朝趁东突厥内部矛盾激化、暴风雪灾害频仍之机，派大军并联合回纥、薛延陀等势力，将东突厥征服。这是唐朝建国以来对外战争取得的空前胜利。随后，唐朝又征服了漠北的薛延陀势力，在东北和西域两地展开攻势。公元640年，唐军消灭高昌国，在此地建立西州，由唐人直接控制。唐朝以此为契机，进而又征服了西突厥势力。而在东北，唐太宗也数次调派大军东征高句丽，直至高宗即位后，唐终于将高句丽制服，从而完成了自隋文帝以来中央王朝对东北区域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