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这段时间可是《天祚二十五年》的忠实读者了。不止一次催促侄子高允升去宋应昌那里打秋风，看看有没有最新的剧情，或者对过往剧情的新学点评。 于高拱而言，大明早就到了非革新不可的地步，只是其方法还停留在明君贤臣上面。这个贤臣当然主要就是高拱自己了。 但前面看《萧太后传》触动还没这么激烈。最近看《天祚二十五年》发现，好像明君这方面有点没配合好。而贤臣自己恐怕也管不了那么多。 越是阅读，越是发现，大明的改革非一人能一蹴而就。必须是几代人，方方面面的辛劳才能成功。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改革比原来高拱以为的，换个首辅振臂一呼更为复杂更为迫切。 作为大明朝有名的急性子，高拱可等不了这么多。张逊肤温水煮青蛙那一套，高拱可不认可。特别是完全没必要在已经认识到的情况下还默许制造问题。 因而，高拱的逻辑里面，一个完善的考功方案，由吏部到六部的扩展，比一个缺陷的考功方案，在问题中逐渐完善要好得多。在其看来，后者纯粹是人为制造问题，其心可诛。 考功问题，不得不慎重。 按《天祚二十五年》的记录，天祚皇帝继位后，东京辽阳宰相府已无人愿意去接手了。百官推诿，最后竟然让一个不知名的举人知县萧崇焕去接手了。 东京辽阳，可是大辽五京之一，东京宰相兼留守，可是实打实的北面官的高位，进一步就是北面官枢密院了。 就这么一个职务，竟然无人应承。不得已推出了一个自诩知兵的萧崇焕。 这很明显就考功方案的问题。在东京，做得越多，错得越多，不得不面临百官弹劾。如果啥也不做也会在金兵的轮番进攻下左支右拙，难免战败受黜。 一句话，大辽的考功制度不能包容、培养新人官员，到最后只能让大言不惭“五年复东京”的萧崇焕上位。事实上，就这么个大言不惭的，已经是大辽官员中难得的人物了。因为其他人根本不想也不敢去抗事。 这一次，让自己侄子借用新学思想完善考功后，还是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效果。 “就是，这个，啷个……，你明白了吗？” 高拱细致地把自己的困惑讲给高允升。 “侄儿明白了，我这就去宋应昌那里问问他们新学怎么看？” 眼看高允升就要溜走，高拱没好气地拦了一句“你就不能自己想想再去问？” “叔叔，侄儿能想到的，无非就是把决策失误分为能力问题与道德问题，但理论上能区分与统计上能区分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应昌兄的一个师弟沈一贯在统计上造诣极高，只需让应昌兄修书一封，自然迎刃而解。侄儿这也是贯彻新学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呢。” 说完，高允升一溜烟就跑了。 听到这里，高拱内心对于科举改革的心结终于打开了。过往总以为学完儒学，什么都能干得。只要正心诚意，没有干不了的。 而如今，恐怕儒学之后，至少新学里的统计之学还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