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洋民乱之中，安全局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李昭睿的行为并不那么合法，他与地方豪强、民意代表两派分别取得联络，假意支持，从他们嘴巴里拿到对方的把柄，制定了一份份详细的名单，而最终收网的角色却不能由安全局来扮演，最适合的人是苏日安。

“苏大哥，你这手脚够麻利的呀，人一到就抓了上百人，幸好我没有露面，不然不能消停咯。”李君威躲在印度洋舰队司令部的大楼里喂鱼，以免有不知好歹的人利用各种关系攀上门来，他也没有想到，苏日安与李昭睿合作会这么愉快，实际二人，或者二人身后的衙门在申京对立是很严重的，苏日安谁都敢招惹，谁都能招惹，可唯独不能动安全局的人，但安全局与高层、权贵牵扯最深，不能直接动，双方也有龌龊，矛盾很深。

苏日安平淡说道：“国法如山，宪政森严，只要不存私心，如何不快？”

李君威点点头：“那你还来找我做什么，你知道的，我之所以被拖延在这里，实际就是给你托底的，要不我把今天早上刚收到的密旨给你看一看。”

“不用，微臣已经知道了。”苏日安回应说道，他之所以下手这么快，很大一部分原因用的是军队，而非本地的执法机构，而军队之中，来自海内派遣军队是主力，其余本地兵马和执法机构武装都被勒令不得出动和参与，而现在，这些军队都奉裕王大令行事，军队在谁手里，大局就在谁手里。

“微臣是来求教裕王的。”苏日安认真说道，恭敬行礼。

“这可就说笑了，苏大哥能力出众，皇兄都是称赞的，哪里还有需要我能教授的。”李君威放下鱼食，站了起来，指着一旁的椅子示意苏日安坐下说话，他笑着说：“你我老相识了，直说便是。”

“虽是老相识，可微臣几番与裕王有隙.......。”

“你这么说就是你的不是了，你知道的，我这个人睚眦必报，我若是真在乎那点嫌隙，早就对你下手了，何故等到现在，咱们之间的那点嫌隙不值一提，只不过你的位置你的声名，让人无法亲近罢了。”李君威摆摆手，话说的有十分真诚，只不过语气并没有那么和缓。

苏日安却不在乎他的态度语气，裕王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很识大体，一般来说，识大体的人心胸宽广，可裕王偏偏是个识大体而又心胸狭窄的家伙，他不计较自己的以前的做法是因为识大体，这说话不好听却是因为真的心里不痛快了。

“这几日，已经抓了地方豪强几十家，虽然安全局给的证据未必完全是真的，但地方豪强的势力已经连根拔起。那些非法移民就没有了依仗，接下来.........。”苏日安认真说着自己的计划。

地方豪强虽然在南洋盘根错节手眼通天，可胳膊拧不过大腿，笔杆子和钱袋子终究打不过刀把子，既然动了兵，那点关系和能量也就不值一提了，而民意代表们虽然靠的是煽动起来的民情舆论，但却更为棘手，一旦处理不当，就会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

所以苏日安并未双管齐下，而是放民意代表，打地方豪强，反正地方豪强已经被民意代表们搞臭了，有兵马有民心，收拾他们再合适不过，收拾完他们就该收拾操纵民意的那群家伙。

“......这几日对地方豪强重拳出击，南洋百姓沸腾，对朝廷心生拥戴........。”苏日安絮絮叨叨的说着，生怕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信息，而李君威也逐渐听明白了。

皇帝让苏日安来处置这里的事，本身就是借助他的清名重塑南洋百姓对朝廷的信心，现在地方豪强被连根拔起，百姓恢复了对朝廷的信任，但民情舆论却没有完全转向，毕竟还有那群所谓的民意代表在掺和，而苏日安计划彻底夺回民心之后，再向那群人下手，他的办法就是下力气，真正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你的意思是先清理非法移民，再收拾内部不稳？”李君威问。

苏日安点点头：“民心不可欺，民心不可弃。对付那些自以为是的野心家，要讲究方式方法，一味的用强可不好。”

李君威闻言轻轻点头，感觉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而苏日安则是问：“如何对付非法移民，微臣想求教于王爷。”

“你是动了恻隐之心了吧。”李君威反问。

苏日安苦笑：“我以为您会说我妇人之仁。”

“没有什么区别，你知道我文学素养本就不高。我是想问你的心如何恻隐，你的仁如何妇人之见。”李君威回答的满不在乎，继而问：“你不会也想留下这些非法移民吧。”

“不，微臣只是不想把他们逼上绝路。”苏日安回答的很隐晦，见李君威不为所动，苏日安只能剖明了心迹。

当今皇帝李君华曾经这么评价过苏日安，学习法律越深，就会变的越没有人性。苏日安长久以来都是如此，只讲法律，不讲人情。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国内处置案件，相关者少则三五人，多则百十人，可是这一次南洋民乱，会涉及多少人呢？

槟城拥有五十万人口，也是南洋外族人口最多的地方，四分之一的人属于少数族裔，真正取得合法身份或者合法居留权的人口只有不到两万人，也就是说仅仅槟城就是十万非法移民，而在其他行省，比如暹罗人、真腊人聚集的华城、爪哇人和苏禄人聚集的马尼拉，各类非法移民加起来绝对会低于二十五万之数，这还是只算城镇，在农村和种植园里，还不知道有多少。

“但微臣不认为这是妇人之仁，移民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种植园和农庄取代男耕女织，导致了大量的农民破产，破产的农民与非法移民抢掠城市底层工作最终导致了这场民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