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个神秘的“众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明，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依，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伯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密的战争一次又一次重演，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

如果法国大革命永无休止地重演，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对罗伯斯庇尔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过变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而已，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这个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与那个永劫回归的罗伯斯庇尔绝不相同，后者还会砍下法兰西万颗头颅。

于是，让我们承认吧，这种永劫回归观隐含有一种视角，它使我们所知的事物看起来是另一回事，看起来失去了事物瞬时性所带来的缓解环境，而这种缓解环境能使我们难于定论。我们怎么能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们的太阳沉落了，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辩释一切，包括断头台。

不久前，我察觉自己体验了一种极其难以置信的感觉。我翻阅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被他的一些照片所触动，从而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成长在战争中，好几位亲人死于希特勒的集中营；我生命中这一段失落的时光已不复回归了。但比较于我对这一段时光的回忆，他们的死算是怎么回事呢？

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象耶稣钉于十字架，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个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沉沉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这就是尼采说永劫回归观是最沉重的负担的原因吧。

如果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

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

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可是在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渴望压在男人的身躯之下。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

巴门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纪正是提出了这一问题。她看到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称为积极的（光明；优雅，温暖，存在），另一半自然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区分实在幼稚简单，至少有一点难以确定：哪一方是积极？沉重呢？还是轻松？

巴门尼德回答：轻为积极，重为消极。

他对吗？这是个疑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轻、重的对立最神秘，也最模棱两难。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似乎只有凭借回想的折光，我才能看清他这个人。我看见他站在公寓的窗台前不知所措，越过庭院的目光，落在对面的墙上。

他与特丽莎初识于三个星期前捷克的一个小镇上，两入呆在一起还不到一个钟头，她就陪他去了车站，一直等到他上火车；十天后她去看他，而且两人当天便做爱。不料夜里她发起烧来，是流感，她在他的公寓里呆了十个星期。

他慢慢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却很不习惯。对他来说；她象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而他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

她同他呆在一起直到康复；然后回她离布拉格一百五十英里的镇子上去。现在我们回到了他生活中那个关键时刻，即我刚才谈到的和看到的：他站在窗前，遥望着院子那边的高墙陷入了沉思。

他应该把她叫回布拉格吗？他害怕承担责任。如果他请她来，她会来的，并奉献她的一切。

抑或他应该制止自己对她的亲近之情？那么她将呆在那乡间餐馆当女招待，而他将不再见到她。

他到底是要她来，还是不要？

他看着庭院那边的高墙，寻索答案。

他不断回想起那位躺在床上；使他忘记了以前生活中任何人的她。她统非情人，亦非妻子，她是一个被放在树腊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他的床榻之岸。她睡着了。他跪在她的床边，见她烧得呼吸急促，徽微呻吟。他用脸贴往她的脸，轻声安慰她，直到她睡着。一会儿，他觉得她呼吸正常了，脸庞无意识地轻轻起伏，间或触着他的脸。他闻到了她高热散发的一种气息，吸着它，如同自己吞饮着对方身体的爱欲。刹那间，他又幻想着自己与她在一起已有漫漫岁月，而现在她正行将死去。他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能死在她之后，得躺在她身边，与她一同赴死。他挨着她的头，把脸埋在枕头里过了许久。

现在他站在窗前，极力回想那一刻的情景。那不是因为爱情，又是因为什么呢？是爱吗？那种想死在她身边的情感显然有些夸张：在这以前他仅仅见了她一面！那么，明明知道这种爱不甚适当，难道这只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感到自欺之需而作出的伪举吗？他的无意识是如此懦弱，一个小小的玩笑就使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毫无机缘的可怜的乡间女招待，竟然作为他的最佳伴侣，进入了生活！

他望着外面院子那边的脏墙，知道自己无法回答那一切究竟是出于疯，还是爱。

更使他悲伤的是，真正的男子汉通常能果敢行动的时刻，他总是犹豫不决，以至他经历过的一个个美妙瞬间（比如说跪在她床上，想着不能让她先死的瞬间），由此而丧失全部意义。

他生着自己的气，直到他弄明白自己的茫然无措其实也很自然。

他再也无法明白自己要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此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

与特丽莎结合或独居，哪个更好呢？

没有比较的基点，因此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检验何种选择更好。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临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象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练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为什么生活总象一张草图的原因。不，“草图”还不是最确切的词，因为草图是某件事物的轮廓，是一幅图画的基础，而我们所说的生活是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最终也不会成为一幅图画。

“EinmaliStKeinmal”托马斯自言自语。这句德国谚语说，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象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如果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我们当然也可以说根本没有过生命。

可后来有二天在医院里，托马斯正在手术间休息，护士告诉他有电话。他断到话筒里传来特丽莎的声音。电话是从车站打来的。他格外高兴，不幸的是他那天夜里有事，要到第二天才能请她上他家去。放下电话，他便责备自己没有叫她直接去他家，他毕竟有足够的时间来取消自已原来的计划！他努力想象在他们见面前的三十六小时里特丽莎会在布拉格做些什么，然而来不及想清楚他便跳进汽车驱车上街去找她。第二天夜里，她来了，肩上挂着个提包：看来比以前更加优雅，腋下还夹了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看来情绪不错，甚至有点兴高来烈；努力想使他相信她只是碰巧路过这，她来布拉格有点事，也许是找工作（她这一点讲得很含糊）。

后来，他们裸着身子并排躺在床上时，他问她住在哪。天已晚了，他想用车送她回去。她有点不好意思；说她的行李箱还寄存在车站，她得去找一个旅馆两天前他还担心，如果他请她来布拉格，她将奉献一切。当她告诉他箱子存在车站时，他立刻意识到她的生活就留在那只箱子里，在她能够奉献之前，它会一直被存放在车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