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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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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特丽莎有些神经质的动作,姿态缺乏某种自然的优雅,我们是不会惊讶的。她母亲傲慢、粗野、自毁自虐的举止给她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特丽莎的母亲要求公正。她想看见罪行遭到惩处清算。这就是她坚持让女儿伴着她留在那无贞洁世界里的原因。在那里,青春与美丽一文不值,世界不过是肉体巨大的集中营,人人都差不多,灵魂是看不见的。

现在我们比较能理解了,为什么特丽莎久久凝视和不时瞥视镜子,并有一种犯禁负疚的感觉。她是在与母亲作战,是在期待着找到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躯体,期待自己脸上显示出从最底层释放出来的水手一样的灵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灵魂——那悲伤、怯懦、自我封闭的心灵——隐藏在身体内的底层,羞于显露自己。

于是,那一天她初识托马斯,在餐馆的醉鬼们当中曲折穿行,她的躯体被盘中的啤酒沉沉地垂压,她的灵魂在胃或胰腺的什么位置。后来,托马斯叫她,那声叫唤的意义太大了,因为呼唤者既不知道她母亲,也不知道那帮醉鬼,对他们日复一日单调的猥亵脏话也一无所知。他的上流身分使他超凡出众。

另外,还有些事也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书。这个店子从未有人把书打开放在桌上。在特丽莎的眼里,那些书是友谊默契的象征。她也爱读书,她只有一件武器来与这个包围着她的恶浊世界相对抗:从市图书馆借来的书,首先又是。她读了大量,从菲尔丁到托马斯.曼。这些书不仅提供了一种能使她摆脱无聊生活的虚幻可能性,作为一种物体,它们还有着另一种意义:她喜欢腋下夹一本书在街上走。这与一百年前花花公子们的华美手杖一样有意义,使她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把书比作公子们的华美手杖还不很准确。手杖不但使主人区别于其他人,还使它的主人新派、时鬃。书使特丽莎与众不同,却是过时的时尚了。当然,她还太年轻,看不到她在别人眼里的老时鬃意昧。她居然认为年轻人走路时戴着个收音机耳机实在傻气,未曾想到那才是新派。)

所以,那个唤她的人是陌生者同时又是个与她有友谊默契的人。他唤她的声音是和善的,于是,特丽莎感到她的灵魂从血管里和毛孔里冲出体外,向他展示开来。

托马期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后,开始想到他与特丽莎的结识只不过是六个极其偶然机遇的结果,总觉得有些不安。

事实上,难道不是一件必然的偶然所带来的事件,才更见意义重大和值得注意么?

机遇,只有机遇才给我们启示。那些出自必然的事情,可以预期的事情,日日重复的事情,总是无言无语,只有机遇能劝我的说话。我们读出其中含义,就如吉普赛人从沉入杯底的吻啡渣里读出幻象。

托马斯出现在餐馆里的特丽莎面前是绝对偶然的。他坐在那儿,展卷读书,突然接头看见了她,微笑着说:“请来一杯白兰地。”

那一刻,收音机碰巧在放音乐。她去柜台后面倒白兰地,顺手将音量调大了一些。她听出是贝多芬。自从布拉格的某一个弦乐四重奏演出队到他的镇上演出以来,她便知道了贝多芬的音乐。特丽莎(如我们所知,她总是渴望“上进”)去明了音乐会。大厅里几乎是空的,除她以外,听众只有当地药技师和他老婆。但四重奏的演奏家们面对着台下一支“三重奏”的观众团,还是好心地没有取消演出。他们演奏了只多芬的最后三部四重奏乐曲。

后来,药剂师邀请乐手们吃饭,也叫了观众席中这位女孩子同往。从那的起,贝多芬便成了她对世界另一个面的想象,这是她所渴望的世界。当她端着白兰地绕出柜台时,她努力想弄懂这个机遇的启示:她应召给一位吸引着她的陌生男人送白兰地的时刻,偏偏就是她听到贝多芬之瞬间,这是多么巧!

必然性不是神奇的公式——它们都寓含在机遇之中。如果爱情是不能忘怀的,机缘一定会立即展翅向它飞落,象鸟儿飞向方济各翅膀。

他把她唤转来付酒钱,合上书(友谊默契的象征)。她想问问他读的什么书。、“你能把酒钱记在我帐上吗?”他问。

“可以的。”她问,“你住几号房间?”

他把钥匙给她看,钥匙系在一个木牌子上,上面画了个红色的六宇。“怪了,”她说,“六。”

“有什么奇怪的?”他问。

她突然记取父母离婚前任在布拉格的房子也是六号,可她回答说:“你住在六号房,而我的班六点钟完。”(我们据此可以称赞她的狡黠。)

“行,我的火车七点开。”陌生人说。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给了一张账单请他签字,又将其交至服务台。等她干完活,陌生人已不在桌旁了。他明白了她小心的暗示么?她兴奋地离开旅馆。

旅馆对面是一个荒芜的小公园,破败得只能在这肮脏小镇上找到。但对特丽莎来说,它一直是一个美丽的小岛:那里有草地,有四棵白杨树,有几条长凳,有一树垂柳,还有一点儿叫连翘的灌木丛。

他坐在一张黄色的长凳上,能清楚地看到旅馆大门。天,正是她以前读书时常坐的那张凳子!于是她知道(机缘的鸟儿开始在她的肩头闪闪发光),那陌生人便是她的命运。他叫住她,邀请她坐在自己身边。(她灵魂的水手们已经冲上她身体的甲板了。)然后,她送他走列车站,他把名片给了她以示告别:“如果你偶然有机会来布拉格的话……”

他在最后一刻塞给她的远不止一张名片,而是对所有机缘的召唤(那本书,贝多芬,数字六,黄色的公园长凳)。这一切给了她离开家庭去改变命运的勇气。也许正是这些机缘(相当平常简单,顺便说,

甚至无多兴味,却是人们在这毫无生气的小镇里所期望的),使她爱情萌动,并给了她力量的源泉,使她一生永无怠倦。

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都在与机缘的碰撞中度过。更准确地说,是在与人和事的偶然相遇中度过,我们称之为巧合。“巧合”是指两件事出入意料地同时发生了,相遇了:托马斯出现在旅馆餐厅的同时,收音机里播放贝多芬。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大量的这样的巧合。如果托马斯坐的席位被当地屠夫占了,特丽莎就不会注意到收音机在播放贝多芬(尽管贝多芬与屠夫的相遇也是一种有趣的巧合)。但是她初生的爱情加强了她对美的敏感,也就忘不了那音乐;无论什么时候听到它,都会被深深打动。那一刻发生在她周围的一切皆因为音乐而生辉,而显得美好起来。

在特丽莎去见托马斯时腋下夹的那本中,安娜与沃伦斯基是在一种奇怪的情境中相遇的:他们俩在火车站相见,其时有一个人被火车轧死。在这部的结尾,安娜自己也躺在火车下。这是文章的对应——如音乐中开头与结尾有着同一动机也许显得太味了一些,我也同意这么说。但是得有个条件,就是别把那些“虚假的”、“杜撰的”、“违背生活真实”的概念,也用在“味”这个词语上。因为人类的生活确切地说,就是用这种方式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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