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她向他抱怨,说有个男人老在她工作时找麻烦,还抓住她脖子上廉价的项链,说她只有靠额外的卖淫收入才买得起那东西。她对此极为心烦意乱。也许过分认真了,托马斯想。他突然觉得难过,近两年来他能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少,他几乎没有机会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颤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脑子里还牵挂着特丽莎。给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说,一位私人顾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斯去。托马斯不想去,担心又是另外某个女人,此刻他的心让特丽莎完全占据着,没有冒险的兴致。
打开门,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位高个头、背有点驼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请进。”那人笑着把他让进屋。
还有个青年人站在那里,脸色红亮,望着托马斯试图笑一笑。
“我想,没有必要让我给你们两位作什么介绍吧。”那男人说。
“当然,”托马斯仍然笑着,把手伸向那年轻人。这是他的儿子。
接下来,只等着大下巴的人介绍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马斯说,“对了,现在对上号了。就是那名字。”
他们在一张小会议桌一般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托马斯意识到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自己过失的产物,他的第一个妻子迫使他养下了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审讯时,对这位老者的尊容作过描绘。
为了理清思绪,他说:“好了,你们要我先洗哪个窗户?”
那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很明显,事情与窗户无关。他们不是叫他来洗窗户的,只是设了个骗他来的圈套。他从没与儿子谈过话,这还是第一次与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儿子的面容却无意了解其它。他所关心的是,他对儿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双方都这么想。
“好画,不是吗?”那编辑指着托马斯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托马斯这才扫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着有趣的画,大多数是照片和宣传画。编辑挑出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宇宣言上签了名吗?”
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