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和墨怎么会知道，杨徽父母竟然带了另一个孩子回来，是一个男孩。

和墨太清楚这里的人们的想法了。

镇上许多墙面上都刷了“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大字，那些字迹的红漆鲜艳得很。镇政府的公共喇叭广播里，妇联主任和罗书记不厌其烦地说着一样的话。

生男生女都一样。

可这里没人觉得是一样的。

他们嘴上不说，心里掂量得相当清楚。拥有一个男孩，便意味着家里多了一个劳动力，意味着他们血脉得以传承，更意味着他们在旁人面前可以昂首挺胸，自豪地提起“我们家儿”。

和墨确实不明白，为什么女孩不可以算作是劳动力，女孩不可以传承血脉，女孩不可以成为他们的骄傲。可人言亦言，这似乎成了这里的共识，是连机枪大炮都打不破的真理。

如果说初听到杨徽有了弟弟的消息时，和墨只是杞人忧天，那么在花山节上亲眼看见陶翠抱着她的儿子出现，而杨徽却不见踪影时，和墨的担忧便真的成为残酷的现实了。

杨徽迟早会在这种忽视与偏心中走向无奈的人生命运，现在是不得不放弃赶花山的机会去给弟弟打米浆，将来便可能为了弟弟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机会，甚至为了那个弟弟，被安排去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