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成立了一个技术攻坚小组，专门负责农用小卡车的设计制造。而这个小组中，杜子辉负责协调人力，材料和设备，李永水负责生产加工和测试，而汽车的设计，技术实施都由伍文翰完成。

时隔三十多年，李永水回忆起那段日子，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在他讲述的同时，杜子辉在一边还哼起了当年一起唱过的歌曲。激昂的曲调，朴实的歌词，丝毫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显得苍白。的确，前后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三个人几乎是同吃同住，同行同学，没什么公休日，白天实验，晚上讨论，李永水和杜子辉睡了以后，伍文翰还要画图纸，三个人团结的如同一个人一般。

当第一辆农用小卡车被他们装配出来的时候，喜悦的泪水之后，是三个人深厚的友情。他们痛快地喝了一次酒，这也是伍文翰第一次喝白酒，不到十分钟，不到二两酒，他便已经睡死过去。

紧接着，他们又白手起家，弄出了新中国第一条汽车生产线，虽然简陋，但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然后，是四吨农用卡车，六吨载重卡车，六七年间，他们不断攀登着看似不可能成功的山峰，而一次次以成功者的身份俯瞰河山。

而这期间，伍文翰是有机会调回学校继续当他的老师，上级领导也单独找过他，征求他的意见。但伍文翰非常坚定地选择留下来，继续在汽车厂挥洒他的青春，他还有很多的想法和创造没有实现。

六十年代初，杜子辉升任了汽车三厂的厂长，不到三年，上调了机械部，仕途上一片光明。李永水知识水平低了些，一直做厂装配车间的主任，而伍文翰是厂里的总工程师，自此再也没有改变过。

但到了六五年，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红色的风暴开始席卷中国的每个角落。有一定政治敏感性的杜子辉已经开始受到冲击，而他感觉到，三人之中，自己和李永水的出身比较好，应该在运动中比较容易过关，但伍文翰背景复杂，人又不关心政治，再加上书生气重，爱说错话，很容易成为冲击的目标。

杜子辉私下利用自己的人际资源，做了很多工作，想把伍文翰调到下属的军工企业去，那些企业受造反派的冲击还是要小些。但一方面是阴差阳错，另一方面伍文翰舍不得放下手上的工作，并不配合，调动工作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已经不在厂里的杜子辉知道，造反派早瞄上了伍文翰。

六五年的冬天，是三个人最后一次聚在一起，聚在伍文翰的宿舍里。这一次聚会，也许是政治空气的压抑，也许是伍文翰的直觉与预感，总之，他不像平时杜子辉和李永水熟悉的伍文翰。伍文翰平时不喝酒，但那一天，一个人几乎喝了半斤白酒，把自己会唱的歌几乎全唱了一遍，还笑着对李永水说：“今天才知道酒是这么好的东西，可惜大把的日子都荒废了。”

杜子辉趁着伍文翰还没有醉倒，开导他说，一旦被造反派囚禁起来批斗，千万不要硬扛着，扛不住，而且结局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认了罪，少吃点苦，关几年牛棚，也许还有机会出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但伍文翰只是摇头，也不说话，像耍酒疯一样，向着天悲怆地吼了几声，然后从工作台上抱起一卷设计图纸，塞在杜子辉手里，叮嘱他无论自己以后遭遇了什么，这图纸上的卡车，杜子辉一定要想办法把它造出来。那时，一种不祥的预感陇上了杜子辉的心头。

转过年，汽车三厂便被造反派和红卫兵占领了，工厂停产，批斗会不停，而批斗的对象主要就是伍文翰。他的家庭背景被翻了出来，上海的资本家余毒。他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被定义为特务训练，甚至他的党员身份也被定性为特务渗透。

每天伍文翰一早就被反捆双手，戴上尖帽，脖子挂上几公斤的牌子，拉出去游街。之后是持续一天的审讯和批斗。但造反派罗列的罪名，伍文翰一条也不认，不管他们如何殴打凌辱，伍文翰就是一言不发，怒目圆睁，无声的抵抗。这当然遭来了更多的殴打，皮带、木棍、椅子、钢管、扳手，汽车厂的工具不再用来生产，而成为批斗会上的刑具。

李永水不敢再看下去，但他对伍文翰遭遇的一切无能为力。他找过杜子辉，但那时的杜子辉也是自身难保，两人只有默默相对，摇头叹息。没过多久杜子辉也被下放改造，离开了北京。

对伍文翰的批斗整整持续了两个月，李永水只有每天夜里，偷偷跑进关押伍文翰的车间，买通看守，给伍文翰送些吃的，也就在这时，伍文翰青灰的眼睛里才会焕发一些光彩，但他所有的气力都用来咒骂造反派。李永水发现，伍文翰被打得全身多处骨折，又得不到治疗，已经站不起来了，唯一能给他减轻痛苦的就是酒。最初，伍文翰两三天喝掉一瓶白酒，后来每天就要一瓶，李永水家里虽存了一些酒，但也禁不住他这么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