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社会化大文化的熏陶下，从高级官僚到普通基层百姓普遍的重文轻武，“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以至于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拒绝出任官级更高的武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宋人不善也不屑于武力”。

这个和边疆游牧民族的“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心”的冷兵器时代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观念，在对武力使用和认知上绝对是两个层次。

也就是说，汉人们在思想上早就解除了武装，所以当那个时代的第一批武将和军士殉国后，这种社会氛围自然不会形成持续的战斗力，维持战争。

再加上读书人熟读四书五经，受孟子“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的长期熏陶，不管是政府高级官僚，还是普通老百姓，自然不会再贸然起兵了，因为由于自身根本不具备基本的武力解决的思想和手段，就是起兵也毫无用处，甚至起兵造反只能加速自己的死亡，只能打破现在的宁静。

相比于看到汉人们身负“反元复宋”重任，整天想着与他们作对，蒙古人更希望看到中原武林风起云涌，让他们自己去争斗，去打打杀杀，一盘散沙的中原对他们最有利。

大汉、大唐两朝不仅疆域广阔，而且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开疆拓土，而且武力非常强大。

可是赵宋王朝建立之后，由于其国土更小，人口自然也更少，被北方少数民族同化的汉人更多了，此消彼长之下，心怀赵宋的汉人自然更少了，加上赵宋朝廷不思进取，偏安一隅苟且偷生，对军心民心的打击更大。进一步让人民失去保家卫国的勇气。

在宋朝刚刚被蒙古人攻灭之后，中原大地上的反元义军，可谓是星光灿烂，先后涌起并写下不少悲壮的故事。他们有的打着复宋口号以赢得民心，如：宋末的崖山之战和元朝初年的新会抗元起义。有的则打着大宋旗帜，却从未真正做过此类义举，反而搞得民不聊生，一片狼藉。这些义军无论规模、气势、威望、兵力、实力、作战经验等皆不足以与忽必烈的蒙古大军相抗衡，最终只落得一个身死国灭的下场，好不悲惨。

抗元复宋的起义，此起彼伏，延绵不断，而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要算林桂芳的义师。林桂芳的父亲林获，字元辅，号光山，曾任宋朝的琼州太守，致仕居乡。

帝昺驻跸崖山时，林获与护驾的赵宋宗室赵必次相好，结为至交。赵必次原名逊崖，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登进士，被封为上柱国。

元师攻陷临安，随杨妃护二王南逃，由闽到粤最后至崖山，均与陆秀夫、张世杰等参预朝政。及崖山兵败，托嗣(长子赵良钤、次子赵良骢)于林获，乃赴海殉国。

林获担负抚养赵嗣之责，将他们匿藏在睦州东乡。改赵良钤名为林大奴、赵良骢名为林二奴。诗礼庭训，练弓习艺，常年不懈。林获有二子，次子林桂芳好义习武，与赵氏兄弟友爱相投。后来，才有起义复宋之举。

至元二十年三月，林桂芳与赵良钤、赵良骢聚众万余，在皂幕山之西的罗旁竖旗举义，抗元复宋。并号称罗平国，改元“延康“。后被元军万户王守信镇压，林桂芳、赵良钤壮烈牺牲。自此以后，反元复宋的义军越来越少，直至彻底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