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逍将自己的担忧与思考和盘托出，独孤信当时也恰好想到了这些。看到杨逍那疑惑不解的眼神，独孤信只能不厌其烦地解释道：“
侠与统治阶级的正面冲突，导致了‘侠士’被公开排挤出政治舞台，渐渐地由为国排难解患转向替个人报仇解怨，侠风也不似战国时那样古朴悲壮了。”
杨逍道：“这个道理我大概还是能明白。因为侠士们都想为国为民，为天下苍生谋福利。可是国家江山一统，皇帝雄才大略，侠士们根本没有机会表现自己。”
独孤信那赞许的眼神又出现了，他充分地肯定了杨逍的说法。他给杨逍举出了实例：“大侠郭解折节为俭，厚施薄望，拯人之命，不矜其功的行为，固然不失大侠之风度，然其所谓以德报怨，故意嘱吏脱更于不敬己者，多少带有收买人心的意思。有些侠客干脆做起受财报仇的买卖。东汉以后，一些出身权贵豪门的恶少，把他们那胡作非为的恶作剧，也当作任侠行为。由于侠客的社会地位和任侠内容的变化，两汉以后，任侠呈现出颓势。魏晋以后，虽然时有侠客，已经不能自成局面了。”
杨逍道：“如果‘侠’的历史照着这个模式继续发展下去，那天下间就没有行侠仗义的人了，更不可能有人说要践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了。”
独孤信道：“当‘侠’在历史上逐渐式微时，隋唐英雄们恰如其时地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了。翻开两《唐书》，大唐开国勋臣和初唐、盛唐时期的一些着名的文官武将，如公孙武达、段志玄、柴绍、杜伏威、李积等，都曾是驰名于世的豪侠。一般的贵族青年，士子文人，或挥戈于边塞大漠，或驰逐于都市街闾，皆以侠客相标榜。任侠成为一种英雄的标志、理想的人伦风范。所以仅初唐、盛唐时期歌颂游侠的诗歌，留存至今的就有百首之多，相当于汉末到隋朝四百年间同类诗歌的两倍。任侠在唐代蔚为风气，究其原因，一是统治集团尚武好侠的影响，李唐王室是胡化程度很深的汉族地主集团，长期的民族融合使他们具有北方游牧民族尚武好侠的习气，而统治者的好恶对整个社会起着模范的作用；二是强大的唐帝国建立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内附和迁徙，使北方民族雄杰骠悍的风尚深入内地，影响着中原人民的生活，唐人就颇以走马骑射为夸；三是唐朝空前的繁荣强大激发孕育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奋进心，他们需要借助一定的形式表现这种喜悦的心情及豪迈的气概。古游侠奋烈践义的英雄行为和豪无羁勒的个性恰好与唐人的解放精神相契合，于是任侠就成为那一代地主阶级表现本阶级英雄气概的理想方式。”
杨逍问独孤信道：“大哥哥，是不是盛唐之时的李太白和年轻时杜少陵，似乎也颇有任侠之气？”
独孤信道：“是啊，不止李杜二人，高适和岑参、王昌龄等人都有任侠之气，连一贯儒雅的王维也有《老将行》流传于世。”
杨逍接着问道：“唐朝人的任侠之气与秦汉时期的侠士又有什么分别呢？”
独孤信答道：“唐代那些人任侠的层次比较高，既有武有权略的将帅，如李积、郭震、哥舒翰；又有才堪经邦的文臣，如姚崇、张说、李邕；还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大诗人，如李白、陈子昂、崔颢、王之涣、李颀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任侠大都在他们成名之前，整个唐代游侠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隋末唐初的侠客，多是出身卑微的习武之人。他们曾亲身感受到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的压迫，当社会发生动乱时，他们首先站出来冲击旧的社会秩序，成为新社会的开创者和支持者，像公孙武达、段志玄、杜伏威、李积等，都是这类人物。由于他们的行为体现着寒门庶族的意向，因而对中下层人民有着重大的影响。初唐、盛唐统治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卫和扩大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从军出塞对这一代彪悍而有财力的少年游侠，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这时候侠客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重新连接在一起。盛唐的侠客处在社会鼎盛的时代，他们既有空前强盛所激发出来的奋进情绪，又被社会的繁荣所陶醉，建功立业与放纵生活，成为盛唐侠客最为突出的特点。他们时而飞骑仗剑，解孤城之围；时而绮罗装束，蕙兰相随，盘桓于都市与名囿之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大唐王朝一蹶不振，从此国力衰微，边防窘困，侠客们面临着重新寻找出路的问题。有的北走河朔，充当藩镇势力的爪牙；有的自甘堕落，沦为杀人劫财的强盗。”
杨逍道：“就算是在最为鼎盛的大唐王朝，侠者也没有一直过上好日子，他们的地位也是随着国运的变化而变化啊。每每遇到乱世，侠士们也无法像平常那样任侠使气，只能随波逐流。”
独孤信道：“其实唐人所写的传奇《谢小娥传》中的情节就隐约透出了这种情况：‘小娥，姓谢氏，估客女也……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当时就有人据此认为，那时候的侠与商业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侠在物质利益上或仰商资给，或劫商自济；商人有时也需要倚仗游侠保护自己。”
杨逍道：“照这么说，侠的历史命运其实并不好，他们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光鲜。”
独孤信道：“自诞生以来，侠的历史命运一直不怎么好，一产生就与当时居于显学地位的儒、法两家相悖。法家强调吏治，以法为天，反对‘行剑攻杀’、‘活贼匿奸’，韩非大声疾呼人主废儒侠，‘邑斗之勇无赦罪’。儒家主张仁政，讲究‘攻心’、‘化性’。汉以后，奉儒学为正宗。自然对以‘习武’、‘犯禁’为特征的侠客诉诸暴力，但是由于两点原因任侠并未因此而泯灭。第一个原因是侠的道义中蕴涵着与儒家其些思想道德相吻合的东西，如勇、信、义的思想。当然，儒家所讲的‘义’是合乎仁政思想的义，所讲的“勇”是在“礼”节制下的勇，‘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与侠客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式的勇有一定区别。在儒家看来，侠客就是有勇无礼、有勇无仁者。因此班固才有“惜乎不入于道德”之叹。再如侠客重言信行果，孔子则把“信”视为天下有道的标志之一。儒家治国，尤其重然诺必信。又如有恩必酬、有仇必报是侠客行事的普遍原则，而在儒家道德规范中，也包含着亲仇不共戴天的原则。正因为儒家道德规范与侠客所追求的道义在某些方面相吻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侠客生存的道德保护伞。第二，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侠客所奉行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很容易被统治阶层的人物利用。暗杀，往往是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白热化，而又无法诉诸军事斗争时最理想、最简便的手段，汉景帝时梁孝王遣客刺杀袁盎，唐代李师道遣客刺杀宰相武元衡，都是采用这种手段。所以不仅汉、唐皇亲国戚、朝臣边将盛行宦养‘侠士’、‘刺客’，就是离现在不远的前朝，许多权贵豪门亦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对于处在卑微境地的广大人民来说，惩恶扬善、扶弱济贫、急难死义的侠客，往往成为除了圣明天子和清官廉吏之外，能够解民于倒悬的唯一希望，因而他们对侠客异常崇敬。侠客之于商贾，既是灾星，又是救星，这种关系的转换来自侠客与商贾对立统一的特性。侠客一道，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来说，‘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李景星《四史评论》）。所以自侠产生以来，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不入乎道德’，但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中却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也是侠客能够长存不灭的另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