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沈正雄从小就啥都比较好奇，那时没有几家孩子能有的玩具，他却几乎都要拆开。
周田馨为这没少说他。
而妹妹周田香却说，“这样的孩子聪明，能锻炼智力。”
当时姐俩还开玩笑说，“那你给你外甥买。”
周田香说：“买就买，我给我姐夫要钱。”
周田馨：“哼！”接着姐俩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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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田馨不由又想起了沈正雄以前的事。
那还是在他四五岁的时候，正雄姥家。
有一天他正在鼓鼓捣捣的要拆魔方，周田馨看见了，就用手拍了一下沈正雄的小手说：“小坏蛋，干啥哪？”
但却被正雄姥姥看见了说：“干啥打孩子，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啊。”
沈正雄看着妈妈和姥姥。
姥姥拿过外甥的小手，对着他那被母亲用手拍过的地方吹了吹，然后说：“孩子，要听你妈的话，以后好好的东西不能拆，拆坏了容易，再往一块拢的时候就难了。”
周田馨以后又发现，每当自己做缝纫的时候，只要沈正雄在家，他就经常在一边看，小眼睛儿忽闪忽闪的。
而有一天正好绞线，沈正雄看母亲掀开了缝纫机头，就要过来也想看个究竟。
周田馨一想起这些，联想起沈正雄砸手这件事就直后悔，心里在想：”要是早告诉孩子不能自己掀机头，或许儿子就不会遭这罪了。当时砸手那会，孩子该有多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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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黑白日月明，世上最是慈母心。
沈正雄虽然是在无常的命运与苦难中长大，但更是在家庭爱的氛围中成长。
一点点的，他终于开始变的懂事起来。
尤其是他把弟弟正中砸伤以后就开始稍显得比较明显。
慢慢的，沈正雄也懂得了父亲过去与现在的不同，爸爸妈妈的不容易。
有时候他会想，自己的亲舅都莫名其妙的从姥家往外撵母亲，如果他再不好好带弟弟，母亲就会更操心，自己不懂事的话，别人就会更瞧不起。
有缝纫活的时候母亲周田馨就在家里做缝纫，没有的时候就去上班。
日子在一天天的过着。
一来二去的，沈正雄就到了上学的年龄。
但说起上学这件事，也还是费了一些周折。
那天沈正英带着弟弟沈正雄去报名。当时在登记报名的一个老师姓金，他问旁边的一个老师说：“他们家的这种情况能报名吧？”
那个被问的老师姓董，她说：“是沈天河家的吧？”
另一个姓金的男老师说：“是。”
董老师说：“可能不中吧。”
沈正英听了说：“为啥不中？他今年正好八岁了！”
负责报名的金老师和善的对两个孩子说：“先回去吧，让爸妈去问问，没准还许中呢。”
沈正英带着正雄姐弟俩只好回到了家里，把情况跟爸妈说了一遍。
沈天河不由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
原来，沈天河自从被开除下放回家后，就变成了被劳动改造的对象，而那时被劳动改造分子的子女，不经允许是不能报名上学的。
有一段时间，沈天河时常就被传唤，然后和沈大民的父亲他们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训导和教育。
当时还有大民的老爹和老妈（昌黎方言，老爹，老妈，是指父亲的哥嫂，伯父，伯母的意思）。两个都是省里一所医科大学的教授。原因是由于沈大民老妈的家庭成分是资本家，老爹的家庭出身和父亲一样是地主，所以妻子就随丈夫一起，被戴着帽子下放回了老家，接受许许多多没有上过学的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同时，两口子一边接受劳动改造，一边还总是给社员们看病，谁给钱也不要。
由于看病看的好，对人热情又不收钱，所以就经常有人这样说：“这么好的人咋还都是坏分子？”
但日子不多就又都回去了。
而后来却听说，两口子都死了。究竟是啥原因，没有几个人真正的知道。有的说是自杀，有的说是煤气中毒。全村人都为他们既心疼又惋惜：”为啥会这样呢？要是还在家里，可能就不会这样了。“
”老天啊！这是为啥？为啥？...“沈大民的父亲哭的像个泪人似的。
沈大民和弟弟说：”老爹，老妈，你们安息！但愿人生会有轮回，咱也出身贫农！爸，挺起来，你还有我们！“
在这个世界里，任何时候都必然会是这样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将来会发生什么，好事也好坏事也罢，喜乐或者悲伤，一切都将成为过去。而那些所有的发生，也必然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过程中的一段经历。
有的人或许愿意去回想，去反思，去聆听，去感动，去领悟，或者依然还是那样的无动于衷，过一天是一天的得过且过，甚至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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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晚饭。周田馨对丈夫说：“可咋说孩子也不能不上学啊！”
沈天河说：“我现在就去东升大哥家一趟吧，你说呢？”
周田馨说：“嗯，要不我也去吧！咱家跟东升大哥家老辈子上还有亲戚呢。”
沈天河说：“这我知道。”
周田馨说：“嗯。那我也去吧？咱都去好好跟大哥说说。不说有亲戚这一层，再咋说我也是这里土生土长的。还有咱孩子的姥家和你姥家，还有咱孩子奶奶家现在的成分也都是贫下中农，贫下中农的孩子是允许上学的。”
沈天河：“是。这是对。但在我印象里，东升大哥是个比较有个性的人。”
周田馨说：“是，但他再有个性咱也不能耽误了孩子啊！还有，不是你俩关系还挺好吗？”
沈天河说：“那是以前工作上的事。”
周田馨说：“那不一样吗？对了，咱还有几瓶酒，要不就拿两瓶去吧？咱是去找人家办事，再说还是个大哥，空着手一码儿（昌黎方言。一码儿，指可能，或许的意思）不好看，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