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李晖起兵造反之前，他就已经让飞虎军在根据地进行了土改，后者能够在三县交界地带站稳脚跟，与土改争取到了农民的支持密不可分，但土改也产生了一些李晖没有预料到的负面影响。比如土改过的地区招工明显比没土改过的地区困难得多，一旦分了田，就没多少人愿意去当工人、特别是不够安全的矿工了......

于是，当时李晖果断暂时中止了分田，直到登莱地区的工人数量超过50万后才重启土改计划，由于之前的经验和教训，地主的判定标准被提高到了一户家庭占地超过2公顷（30市亩）的水平。

对于一个五口之家来说，只要采用政府大力推广的新式农具（在山东有这么多耕地差不多能算是小地主了，肯定有自己的牛马，也有足够的财力购买农具。），这么多耕地完全可以种得了，而且亩产也可以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不会像粗放耕作那样有明显的下降，以十九世纪末的生产力水平，这差不多是兼顾土地出产效率与劳动生产率的最优选择了。

地主标准抬高之后，就没那么多土地可分了，但这却正是李晖那样做的第二个目的，分到的土地不够多，再加上新政府的农业税着实不低（一般是三成），除非之前一点土地都没有，农民的生活并不会改善太多，那些自耕农（不包括小地主，因为他们省掉了雇工的费用，收入至少不会下降。）的收入反而下降了。

这样一来，农民才更可能放弃农田进城当工人、或者响应国家的号召移民边疆。

农民不是傻子，这样的土改显然很难争取到他们太大的支持，比前清是要好一些，但还不值得他们拼死保卫这个新政权。但这并没有关系，李晖有几十万生化兵作为基本盘，对手也弱得多，军事和组织上的压力不大，这与后世某党起家时的处境有很大区别，他搞土改主要是给农业集体化做铺垫，而农业集体化，则是中国迅速完成基本农田水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自秦汉以后，历朝历代政权组织力持续下降，虽然随着良种、肥料、农具等农业科学的进步，中国的粮食亩产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虽然仍有缓慢的增长，但是秦汉时期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却很快就只剩下都江堰这一个独苗，而经过两次蛮族入侵之后，清朝的农业生产更是彻底退回到了几乎完全靠天吃饭的原始状态，李晖想要将农田水利系统重新建设起来，以中国之大、和地形气候的复杂，所需投入的人财物力是超乎想象的。

据专业人士估算，如果全靠政府投资，不算那些大型水利工程，光是建立基本的农田水利系统就需要几百、甚至上千亿华元的投资，就算新政权征税效率远超满清，这也是绝对无法承受的重负。于是李晖只能学习后世的先进经验，通过农业集体化来组织农民自己动手完成这一伟大的工程，这样国家财政只需要出最多几个亿就行，而且只要三五年的时间就可初步建成，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件事上充分显示出了优越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