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个观点对于宋朝与隋朝之间的比较又有什么参考意义呢？他们都属于中原王朝，并不牵扯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

国际上自然是这样的，但宋朝的发展让人想起了欧洲的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资产阶级萌芽时期，有些人认为明朝才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意义的时间段，但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只出现在江南时期，而艰难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在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换而言之江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不过是在蒙古人统治结束之后的复苏而已。

而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说法的根源在于，欧洲欧洲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文艺复兴给人们带来的崭新观念，小国家之间的邻里往往会迫使他们在生存压力之下，创造出更加积极的管理模式和发展理念，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摆脱了思想的牢笼往往就会带来巨大的发展，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此，中国的战国时代也是如此。当然并不是混乱时期就会带来这样的发展机遇，像五胡乱华时期那种彻底混乱的年代，是不可能有这种喘息机会交给那些想要发展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在开历史倒车，而后来的人则遇到了一个更好的时代，那是两宋时期，然后时期但华夏文明并不存在明显的纷争时期，但他的对抗和生存压力也的确存在契丹的崛起，西夏的出现，甚至大理国、蒲甘国、交趾国、高丽国带来的各种影响都是层出不穷的。所以大宋王朝他有了更加强大的发展动力。

在种种的生存威胁之下，大宋王朝的统治者们选择了一种相对开明的统治策略与商业得到极大的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虽然军事上屡屡吃败仗，但那基本上是地缘政治所确定的因素，一般生产力水平的国家都是比较难以改变的，在进入工业时代之前，地缘政治的决定意义远胜于后世的明显程度。

但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两宋王朝的繁荣，其实在这里就已经找到了，他不是一个因为周围强敌环伺而积贫积弱的国家，他是一个因为周围强敌环伺，而不得不放宽对人民管制，因而焕发了巨大繁荣的国家，这是一个可能造价人都不可能想到的问题，但其实在后来天朝的发展历程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而西方则是通过文艺复兴的思想对抗，慢慢的争取到了人民的民主与自由，并非基于教皇或者世俗统治者的宽恕和仁慈。

但不管怎么说，大宋王朝的繁荣因素终于找到了，这种在军事上明显没有竞争力，却在经济上打出了一片辉煌的国度，只能用这个逻辑才能解释得通，只可惜的是这种先进的理念与宽松的管理，并不是人民注重积极争取而来的，他是统治阶级高高在上的词语，因此他没有坚持的动力，也没有形成良好的习惯，且最终走向了失败，因为这个制度的主导权依然在皇家手中，而不是像西方世界的人那样掌握在老百姓手里。

这是东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迥然不同之处，其实这也是本质的不同，并最终造成了之后1000年的文明演进差异以及中华文明800多年之后的百年之耻。

可惜的是，这一点对于康采恩来说实在是太过难以改变，要带领着老百姓的造反，难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他也只能一点一点的追寻，看看他们开启民智到何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