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离开北京，从天津坐英国军舰“曼彻斯特”号开往南洋，准备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再由陆路进入西藏。这次的过程，注定将是朱尔典一次漫长的旅行，我们在后续再说。

再来看看中原地带，在豫西攻占了内乡的白郎部，于九月又率军向东，兵锋直指豫西南重镇南阳，在调动北洋军队纷纷向南阳靠近时白郎又在南阳西南的青华镇掉头南下，急行军四十公里，攻占了兵力空虚的新野县城。在城内大肆抢掠一番点了一把火后又离开新野南下，目标隐隐约约像是要攻打鄂西北重镇襄阳一样，惊得北洋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赶忙将部署在豫西北部的军队调往襄阳一带布防。就连在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也立即电令鄂、豫、陕三省军队，不分省界，联合“会剿”。结果白郎却带军向东，于九月十六日，在城内守军两个连配合下，打破湖北重镇枣阳，歼守城军五百余人。进城后，开仓济贫，张贴告示，对外自称为“中华民国抚汉讨袁军总司令”，并要求在南方抵抗的江西军队服从他的指挥；原因是南方各省的讨袁军司令官们全部都失败都逃跑了，只有他白郎还在继续率部“英勇善战，日陷数城、破敌数万”。

白郎在豫西的活动，让负责围剿的北洋各军十分的被动和丢脸。枣阳被占后，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电令驻樊城之第五团派步兵一营、驻钟祥之第五团第一营派步兵三连，由西、南两个方向进攻枣阳；令驻随县之第四团分扎边界防堵；由帮统李治云和团长赵福汇所率之部队也分别进至枣阳城下，形成四面包围之势。结果攻了七八天，死伤数百人还是没有结果，吴庆桐就想调刚刚到豫西灵宝一带的山西晋南镇守使赵四明的部队，却被告知要围困入陕之匪军而未能如愿。久攻不下之时，黎元洪调拨的两门重炮终于到来，白郎眼看枣阳城守不住，随即与十月六日率部弃城西逃，重新钻入东北桐柏山区，让知道消息的袁世凯大骂自己的亲戚张镇芳不止。

到十月中旬时，整个国内战场只有白郎的土匪部没有被剿灭，其它各省（除西藏）都在中央『政府』的怀抱中，这让袁世凯即满意又不满，而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镇芳更加的着急。一方面命令各地守军原地驻守不得妄动（担心调动以后地方空虚又被白郎所趁），一方面急令河南第一师师长张锡元和旅长王毓秀分别率部进剿。结果在山区地带，起义军依托高山密林，与优势敌人周旋；进剿的军队晚上不敢在山区宿营，部队只能早上出发黄昏归来，根本无法与起义军作战。自己反倒累的人困马乏，毫无战斗力和士气可言；就这样，豫西的白郎部就拖到了一九一三年的年底。在年底总结会上，陆军总长段祺瑞就向袁世凯报告起义军“地处腹心，若不认真痛剿，终无了局”；不仅这样，由于白郎上次在枣阳城内，杀死了几名外国传教士，因而引起了西方各国的重视。十一月，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建议北洋『政府』使用飞机；各国驻京公使也一个个拜访袁世凯，希望大总统能够抽调重兵，对白郎土匪进行剿灭。

在众多外国势力压迫之下，袁世凯决定调集河南之外的兵力进行围剿战，而白郎军接下来在一九一四年的战斗，迫使袁世凯不得不调动山西一个旅的军队南下，加入围剿行列，让赵天一有了染指中原的借口。

这个时候，各省都督都在扩充自己的军队，除了北京『政府』拨给的番号之外，各省都组建了自己的军队，番号也从第一师开始编起。与陆军总部所辖部队不同，这些省编师下面设有‘旅’编制，然后才是团、营、连、排、班。对这种编制，北京袁世凯『政府』并没有做过多的干预和指责，而是任其发展。赵天一顺应形势，也将自己的部队做了重新的改变，已经调出的部队除宣布第一军之外，其余部队中，独立第一到第五师全部取消‘独立’二字，编成山西第一到第五师。各师下辖两个旅，每旅三个步兵团一个含装甲车的机炮团，总兵力两万三到两万五千人。另外组编新的独立第一到第五师，仍旧每师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总兵力一万五到一万八千人；赵天一往河南调的，正是由独立第四师改编而来的山西第四师，师长孙承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