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交协议书的这个任务最后落到了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的身上，因为时间紧迫，日本又不想这件事被英法美等国知道。于是这个日本公使日置益在今年的九月十八日，也就是袁世凯派王士珍南下德州找赵天一的那一天，违背外交惯例，越过外交部直接找到袁世凯，向袁世凯递交“十二条”密约，旨在将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国。

作为一国总统，袁世凯对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条款，是很激愤的。情虽如此，袁世凯毕竟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此举的凶险，虽然此时自己有英国支持，有赵天一这个准女婿强大的山东军队，但日本人的国力，还远不是中国可以抗衡的。故在接到“十二条”时，袁世凯虽然震惊，但并未怒形于『色』，而是以外交辞令告诉日本人，“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在日置益辞出后，他就将条约文本留下细读。看完密约的当天下午，他将在北京任军事顾问的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找来，对他说：“日本国应以中国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还，缘何动辄视中国如狗彘或奴隶？如今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样要求条件，我国固原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无办法”。最后，他愤怒地对坂西利八郎表示：“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可见，袁世凯对于“十二条”的反感是相当强烈的。

当晚，袁召集紧急会议，国务卿徐世昌、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外国顾问莫理循等出席进行商讨，与会的众人意见不一，但均不支持接受日本人的条约这一点却没有问题。第二天继续开会，详议对策；因为陆军总长王士珍不在北京，袁世凯连找一个可以探讨军队情况的人都没有。虽然徐世昌、梁士诒等人智力也不错，但都长于政治，在军事这一块，段祺瑞离开之后，袁世凯只能找王士珍。幸好十九日下午王士珍从德州赶回，袁世凯立即将他找了过来，和众人一起商议。

听完外交总长陆征祥的介绍，王士珍非常生气，认为日本人完全是在欺辱中国，主张坚决拒绝，甚至不惜对日作战。看见王士珍发火，一边的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认为就说到：“王总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日本人提出的问题已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接受”。他的话音刚落，外交次长曹汝霖也在一边说到：“英法俄等国目前专心于他们的战事，应该对我们帮不上忙，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接受接受，如果打起来，像总长这样忠勇的人可能不多”。听完曹汝霖的话，屋里面众人明显一愣，连袁世凯也不禁皱了一下眉头；曹汝霖的话虽然不好听，但道理却是实在的。

刚才一直没有说话的梁士诒这个时候也说到：“不谈判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成例。我们应与日本开会讨论，至于能讨论到什么地步，以后再看”。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也认为应该与日本谈判，他也表态到：“我的看法是，和日本人谈判，拖延时间，如果能等到英法在欧洲的战争结束，那个时候日本人也许会收回条约也不一定”。

看到陆征祥，还在生气的王士珍就想到了什么，他马上接口到：“我看还得从外交上寻求西方各国的帮助，我们的远征军不是就要出发去欧洲、去帮助英法联军和德国土耳其军队作战吗？我们可以以此来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如果英国『政府』不帮忙，我们可以让远征军迟一点或者不出发”。听完王士珍的话，众人眼睛一亮，随即看向袁世凯。袁世凯低头考虑了一下，抬起头说到：“这个是最后的法子了，你们暂时先回去，容我再考虑考虑；还有，此事一定要绝对保密，不得向外界透『露』半点风声，我们自己的将军也不行”。说完，还特意看了王士珍一眼，意思是不能将此事告诉赵天一。

其实袁世凯是留了一点私心，日本人告诉他，如果同意条约，那么中国革命党人与许多在野的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政府』是有办法、有影响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对袁放出诱饵，称只要接受日方的条件，日方将“保证袁世凯大总统及其『政府』的安全，严格取缔在日本及其保护下的革命党员、宗社党员、留学生及不法日本商民与浪人”。日本人的这一手，对于因革命党人活动而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袁世凯来说，显然是发生一定作用的；因为孙大炮黄兴等人联合以后，其活动势力又在南方高涨，袁世凯很害怕日本会利用支持革命党来达到推翻其政权的目的。所以，他有一些犹豫。

一直讨论没有结果，莫理循急了，他是这次参与讨论的唯一一位外国顾问，可见袁世凯对他的看重；越是这样莫理循就觉得他应该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有帮助的实事，而不是耍嘴皮子。早在十九日，莫理循就建议袁世凯将日本人的这个条约公布与众，让外界的压力来迫使日本『政府』收回协议。但袁世凯和众人担心此举会让日本『政府』恼怒，对中国采取不当（激烈）手段，所以没有同意。现在今天见袁世凯又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让众人离开，他在出去一会儿之后就又回到袁世凯书房门外，告诉侍从，他要见总统，有重要事情见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