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皇帝为了清查土地，和群臣的斗争数不胜数。

朱祁玉年年都会下诏令不许高官勋贵霸占民田。一旦朝廷国库空虚，不敷用度，第一个削减的便是宗室勋贵的经费，不发放粮食布帛等实物，而是改为发放大幅度贬值的大明宝钞。当然也不是完全发放大明宝钞，一般是七三开或者六四开，总之就是变相削减他们的俸禄。

历史上朱祁镇夺门之变靠的就是一干勋贵，所以在他统治时期土地兼并愈发严重，他不便出面阻止。此后宪宗孝宗武宗等皇帝，都借助宦官集团的力量，在努力地抑制兼并，但是收效都不大。凡是主张清查田地的，一律被斥为奸臣。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武宗年间的内阁大学士焦芳。

正德初，户部尚书韩文言会计不足。群臣认为理财无奇术，唯劝上节俭。芳知左右有窃听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需用度，况县官耶？该云‘无钱捡故纸’。今天下逋租匿税何限，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

史书或许是希望通过如此描写来贬低焦芳，但是不可否认焦芳所言为实。而其他臣子的建议是劝上节俭。还是那句话，天子用度虽然多，但是很多是刚性开支，削减不了。天下田亩减少四百万顷，皇帝一人再节俭又能够如何。

焦芳的表态为他日后晋升奠定了基础，不久就被擢为吏部尚书。虽然焦芳荣登权位，只不过由此与一干文官站在了对立面，只能够投靠宦官集团，沦为阉党，死后更是被列在阉党传内。武宗折腾这么久，成效寥寥，死后骂名堆成了山，可惜可叹。

清查土地与人口在历朝历代都是大事，成功者有之，比如唐玄宗时期的宇文融括地，明朝张居正改革。但是更多时候是失败的例子，有时即便是开国君王去清查土地，也遭遇不小的挫折，比如光武帝时期的度田。

严重者如前燕清查隐户隐田，导致河北大族与前燕政权离心离德，前秦得以轻而易举地吞并关东地区，统一北方。

对于封建农业王朝而言，田租是最为重要的税收来源。如此重要的问题，谁都知道干系甚大，但是因为牵连甚广，有些时候还要将刀口对准自己，很多皇帝没有这个胆魄下手，于是乎问题日积月累，逐渐变得不可收拾。只能够通过农民战争进行全面的洗牌，然后就是屠龙者变成恶龙的老套路。

所谓王朝周期律，就是如此。

朱见济继位不久，就瞄准了这个问题。自然不指望一次性解决，更多的其实是一种表态，免得那些高官勋贵们愈发肆虐，全无忌惮。

新皇登基，几乎每个皇帝都会动手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往往收个几千上万顷土地之后就不了了之，这就好像警察局局长换人之后，往往会有“功劳”自己送上门，差不多的道理。

底下人也明白这一点，考试内容传出去之后，就有户部给事中上书请求清查全国土地，朱见济顺水推舟，让两京十三省的监察御史下去巡查此事。

看着好像声势浩大，但是结果朱见济心知肚明，对此不抱有太高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