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彬答道：

“我的计划是，先在洪港建一个芯片代工工厂（foundry），然后做芯片设计和大硅片（注释一），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到内地做独立设计制造商（IDM）。

中夏早期的集成电路水平很高，与世界先进水平也相差不了太多，后来遇到了一些挫折，加之国内的经济实力不行，其他国家的芯片发展得如火如荼，中夏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于倒退。

国内半导体行业确实要比国外落后二十年，目前，内地大概只有一两百家能设计芯片的单位，水平能拿得出手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而这些仅存的单位的成果也要比国外落后很多，因为国内没有能力制造，全部都到国外去流片（根据设计做出芯片样品），不仅花费大，也不方便。

所以，我们最好先把做起来代工厂做起来，先解决国内的这些需求。

代工模式已经在琉球被验证过了，琉球的代工厂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当地芯片设计行业。

当然，中夏最为缺少的就是IDM，但独立设计制造太难了。

即便是洪港，也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让一家公司单独完成设计、制造、封装这一系列流程，独立地完成一件产品。

我知道，有一些特殊的半导体产品适用IDM而不是代工，很多器件不适合代工厂那种集成代工制造的模式去做。

但就拿设计来说，国内具备设计芯片能力的单位大多数都是科研所和大学，芯片设计也不是主要项目，就是实在绕不开的时候才会去做一下，人才很少。

据我所知，国内目前只有清北两所大学开设了微电子专业，但也没有成规模地招收学生。

世界上那些大的独立设计制造商，像得州仪器、因特尔、三桑等，设计团队最少也是上千人的规模。

我们如果要做独立设计制造商，少说也要有五百人到一千人的工程师团队才行，这在前期是不现实的。”

张孺京问道：“我只在86年回过一次内地，不太了解内地的情况，现在内地发展得怎么样？”

赵德彬摇了摇头：

“说实话，以内地目前的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和产业规模，根本支撑不起芯片产业。

想要在内地建立IDM，估计要到2000年左右才行。

拿我来说吧，我家里是海右农村的，不算偏远贫困的地方，父母都是镇上初中的老师，家里房子都是用泥巴砌的，家里地面也是泥巴的，连水泥都没有；厕所是旱厕，上面挖个洞踩两块砖，下面就是粪水，这样的房子我家一直住到1988年。

我上小学时家里还用煤油灯，我高中在县城上的，高中晚自习还经常停电。

在国内，冰箱、洗衣机就已经算是高科技了，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基本都没摸过电脑。

就这样的条件，咱们就是在国内生产出芯片，也只有小家电上面用的芯片才有销量。”

张孺京倒吸一口凉气：

“赵先生，没想到你的家境这么的……呃，普通。

因为保护伞集团是洪港企业，又做得这么大，我一直以为你出身于洪港的富豪家庭。”

赵德彬笑着摆了摆手：

“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但我实际来自内地的农村。

我是在87年揣着3000中夏元跑到申沪摆摊，靠着卖一种玩具赚到了钱，开了玩具厂和糖厂，在89年才成立了科技公司，开始做杀毒软件。”

赵德彬的英语口语水平类似阿巴阿巴的马林，不怎么有中夏口音，也没有丑籍华人（比如皮衣黄）那么明显的丑国味，所以别人一听就知道赵德彬不是英语国家成长的华人，加上保护伞集团又是洪港企业，外界都以为赵德彬是洪港人，就连很多新闻报道都说得是“洪港的彬·赵”。

张孺京明显震惊住了，他实在想不通赵德彬是怎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挣下了这么大的家业，但他也不好问这个问题，只憋出了一句：“呃……那赵先生的英语说的很好啊。”

赵德彬哈哈笑道：

“我一开始英语说得也不怎么流利，是去年到了洪港做生意，天天要说英语，才锻炼出来了，日常对话没问题，到专业词汇上就有点犯愁。

没想到，后面我开始经常看关于金融、芯片的资料，动不动就一两百页，全是专有名词，每次查字典都要查好久。”

张孺京充满敬意地赞叹道：

“没想到，赵先生是普通家庭出身，功成名就之后，没有想着自我享受，第一件事情是要报效国家。

芯片行业太烧钱了，几千万、几个亿丑元投进去研发，可能几年、十几年都看不到成绩，最后还可能一切投入打了水漂。

你真是一位伟大的人，你的情怀真是令我钦佩！”

注释一：

在芯片行业中，“大硅片“通常指的是用于制造集成电路的硅（或其他材料）基底。它是一个薄而平整的圆形硅片，通常直径为200毫米（8英寸）或300毫米（12英寸），目前也有逐渐过渡到400毫米（16英寸）的趋势。

大硅片的制造非常关键，因为它们提供了集成电路的物理基础。通过在硅片上沉积、刻蚀和掺杂材料，以及形成电路和器件结构，可以创建微小的电子元件和连线，从而组成集成电路。这些集成电路将成千上万个晶体管、电容器、电阻器等元件集成在一起，实现各种功能。

大硅片的尺寸越大，意味着可以在同一块硅片上制造更多的芯片，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因此，随着技术进步，芯片制造商倾向于使用更大的硅片来适应市场需求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