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德意治的蔡思之前，赵德彬先去了一趟飞利甫生产机芯的工厂，敲定了VCD机芯合作事宜。

VCD用的机芯需要在CD机芯上作出修改，搭配上MPEG-1芯片解码音频和视频数据，好在这些并不复杂，很快就可以出货。

赵德彬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和技术人员敲定了VCD机芯的的细节，然后，他又参观了飞利甫的物理实验室Natlab。

在Natlab当中，赵德彬找到了AMSL在技术上遥遥领先的原因。

Natlab汇聚了整个O洲的精英工程师，他们有一套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以老师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人，AMSL许多专家都是曾在这里工作过：

吉斯·布休斯，光学大师，早在70年代早期发明了经由透镜对准技术；

亨德里克·德朗，他的老师是显微镜的发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茨·泽尼克，他使用了Natlab的相位对比原理做出了相光栅测量系统，极大提高了定位的精度，这项技术对CD和步进光刻机非常重要；

爱德·鲍尔，第一台步进光刻机的设计师。

在1971年的一篇名为《技术文档105/71》的论文中，鲍尔首次提出了提出关于制造步进光刻机的设想。

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甚至绘制出了第一台EUV光刻机的原型。

此外，鲍尔曾与AMSL的首席执行科学家维特科克共同发明了H型晶圆台，而维特科克的学生又是PAS 5500的架构师林克，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老师和学生薪火相传，就像一条串上的葡萄，而飞利甫就是那根贯穿了所有葡萄的藤曼；

还有光学设计师约瑟夫·布拉特，对准技术专家扬·韦尔夫，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曾经就读于飞利甫公司创办的学校，或者在大学时就因才华出众吸引了飞利甫的注意，毕业之后直接进入飞利甫工作。

由此，赵德彬得知，飞利甫与O洲大学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与重点学科的教授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每一年，这些教授都会将学校里最为杰出的学生推荐给飞利甫，进来之后，这些年轻人在前辈的指导之下，进步飞快，很短时间就可以独挑大梁。

正因如此，飞利甫的人才源源不绝。

这种做法启发了赵德彬，等回到中夏后，务必要加强元亨与国内大学的对口专业合作，争取多培养一些人才出来。

赵德彬见了许多位Natlab的顶级科学家和飞利甫的高级管理人员，在交谈过程中，赵德彬发现，Natlab有着无法撼动的阶级观念，这与赵德彬印象中的自由开放的研究所大相径庭。

一方面，赵德彬钦佩这些科学家的聪明才智，他们在技术上的创造力和洞察力堪称是世界顶尖；

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这些科学家和高层的态度十分傲慢。

他们都是非常得体和讲究的人，他们彼此之间可能会称呼名字，但也时常称呼“姓氏”加“先生”，称呼正式得像是停留在50、60年代一样。

而且，他们不会和普通员工说话，甚至都不会打招呼，和下级说话也习惯通过助手传递。

在飞利甫的高层身上，赵德彬也看到了管僚主义、办公室正治和空头支票的负面影响，赵德彬对这种环境实在敬谢不敏。

离开飞利甫后，在车上，赵德彬对马里斯和肖特说道：

“我很欣慰，AMSL的状况与飞利甫截然不同。

虽然你们的套路也很多，但比起飞利甫那些惯于逃避责任的老油条，你们的那些小心机也就无伤大雅了。”

赵德彬所说的“套路多”，指的是马里斯和肖特把他骗去看蔡思的事情，但这两个人可是天天出去跟正府和各大银行讨钱的主，脸皮厚得连锥子都捅不穿。

马里斯说道：

“飞利甫像是个独断专行的老父亲，什么都想插上一手。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没让ASML沾染上飞利甫的不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