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初的时候，燕国“文青”们大多还粉秦楚文豪，理宗年间起，“追星风向”也忽然一变，崭露头角的苏东坡，竟成了燕国的“当红炸子鸡”。

当然，这事儿很长时间里，苏东坡自己并不知情，直到他弟弟苏辙出使燕国，发现辽人到处在读自己哥哥的诗：“逢见胡人问大苏”。他不禁感叹：大哥呀，你在辽国好火啊！而大定使者张芸叟出使，连在幽州驿站的墙壁上，发现了苏轼的诗，而燕国书店里到处卖苏东坡的盗版书。当然，苏轼在燕国彻底红起来，应该是明宗以后的事。

但是在理宗年间，定燕双方的多次出使里，写诗对诗实在是家常便饭，可以说，作为大定的官员，出使燕国不留首诗，都不好意思回来见人。而最牛的还得说余靖，这位仁兄在大定文坛寂寂无名，在燕国却大大露了把脸。作为大定使节，他在燕国写诗，还用契丹语写汉诗。轻松突破语言障碍，写到燕国人心里头去了。可见影响力有多强。

确实，财富和兵威只能喧嚣一时，唯独文化，才是永久。

文化传播交流本是一件好事，但大定的军事实力不足，对于北方虎视眈眈的燕、西宁、后辽，不得不小心翼翼提防。

为防泄密，定政府规定书籍需审定批准后方可印刷。涉及边防机密的文书，不得印刷。涉及时政得失、边事军机的文书，不得传写漏泄。本朝会要、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处以二年的刑罚。外国使臣进入定境，如其请求购买书籍，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等类型的书籍均禁止购买。朝廷对外禁书政策的用意是保护机密信息，维护国家利益。

对燕国，大定是“禁出书籍，其法甚严”，但对高丽的疏于防范却使燕国有了可乘之机，高丽已成为燕国获取大定情报的重要来源。

苏辙也为此事上奏，他认为“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为契丹耳目”，他还调查到，契丹常常派遣亲信人员隐蔽于高丽使臣之中，进入定境刺探消息。

所以，对于高丽使臣请求买书之举，苏轼连上三篇《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历陈不可卖书给高丽，“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

至于为何苏轼会是最激烈的“反高丽派”，那是他认为朝廷推行的“联丽制燕”政策，弊大于利。奢华的接待浪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得不偿失。苏轼测算每次接待高丽使者的高达“约十余万贯”。因此他主张降低接待高丽使者规格，减少对高丽人的赏赐，甚至主张断绝和高丽来往。

苏轼还担忧推行“联丽制燕”政策会导致定燕矛盾激化，给燕侵定提供借口。

大定制定的“联丽制燕”政策，过分强调了高丽和燕的宿怨和对大定的归附之心，而忽略了高丽在三国关系中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维护。高丽和大定交往的一个目的是学习和引进大定先进的文化制度并获取经济利益。另一个目的则是借与大定交往来牵制燕国，在错综的“三角”关系中，维持力量均衡，灵活自保。因此，高丽是不会真正和大定军事结盟的。

苏轼看清了这一点，他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中指出：高丽必听命于契丹，并且“终必为北虏用？何也？虏足以致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

是以，燕、辽以及高丽固然对大定的汉文化很是推崇，大定文人在国外倍受尊崇，但归根结底还是这些国家想“师夷长技以制夷”。

大定人追星则完全是精神需求，孙悟空这么一个超凡入圣的神话英雄出现的太及时了，被世人追捧实不出奇，迟早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全民偶像”。

冯过晓得“齐天大圣”的影响力，但确是想不到竟然恐怖如斯。这不，读者大军嫌连载太慢，催更者威逼利诱让他爆发再爆发。他只当不晓，那是“品涩居士”的锅，他不背。咳，其实吧这就属于掩耳盗铃了，好像真没人知道那是他的笔名似的。

当然，全本《西游记》的出版已提上日程，只待合适的时机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