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最懂得的一点就是审时度势，他们自认为没有做中原霸主的实力，所以便想和大定协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大定的天子继续做中原霸主的美梦，而必须要按时定量的为大辽（燕）提供充足的物资和财物。

契丹人在占领燕云十六州后获得大量汉族人口，而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统治者并不知道怎么治理这些会种地会打铁的人，很明显，他们不适应和自己一样骑马放牧的生活。而契丹人和以往的游牧民族不一样，他们深知汉化是进步的最好办法，但是汉化的反作用也会使自己逐渐失去积极进取的性格。所以要把握好契丹文化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减缓汉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澶渊之盟”的签署者把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诗翻译成契丹文，召集大臣们阅读。燕（辽）人们也高度尊重王安石的作品。随着中原诗歌在燕（辽）国的广泛流传，辽人的作诗水平也节节提高，诗意内涵逐渐深刻。对章更加公正，用词也更考究。

北方政权统治者非常喜欢中国文学，从皇帝到后妃，有很多人会写诗，擅长写赋。辽兴宗经常饮酒、写诗，还专门召集定使节一起钓鱼、写诗。辽把诗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每次打猎后，他们都会为他们的大臣举行盛大的宴会吟诗高歌来庆祝。

在定辽（燕）两国一百多年互相串亲戚时光里，杀气十足的燕国人终于与大定打起了另一场奇怪“战争”定燕笔会，就是斗诗词。平日多热乎的定燕摩擦也在所难免，战争的危机时有发生。可撕破脸的责任两家谁都担不起。这种经常写诗反对学习和学习的笔会，对两个国家来说，是除了刀兵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战场。在这场战争中，大定的官员们经常首先采取行动，最常见的行动之一是用契丹语写诗，以拉近与北燕的距离。曾三次出使契丹的苏辙，深受大燕皇帝的喜爱，并亲自举杯祝酒；第二次拜访时，皇帝离他更近了，好像他遇到了一个老朋友。

西宁汉化则很有特色，在学习了汉族先进文明后，还能形成本民族自己的特色，比如创立西宁文字。李元昊创造了西宁文字后，使得西宁有了自己的文化系统。

他主动脱下汉人的绫罗绸缎，换上党项先人的皮毛服饰；抛弃了汉人宽衣博袖，换上了传统的窄袖紧衣。他随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改变服饰，恢复党项旧俗。对于文官、武将的服饰，也进行重新规定，穿什么衣服、带什么帽子、配什么装饰，都规定的特别细致。具体服色上，贵族、官员是紫色，百姓只能青色、绿色，高低贵贱、一目了然。

他之所以这么做，还源于其内心深处，对汉文明的敌视，但何尝不是对汉文明的恐惧呢？

女真人当然亦如是，甚至更为向往崇尚中原汉文化，自完颜阿骨打以下皆然。

完颜希尹算是部落中的“文化人”，乃是文化精英，是高级知识分子，给自己的定位并非是立下多辉煌的战功，而是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军师”，日后成为南朝宰相或者内阁辅臣那样的人物。此次南来，他便是抱着学习观摩心态的。

是以，当他看到己方与几个南人战成一团时不由傻了眼，说好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呢？南人也一言不合就开打？

或许，可能是兀术又惹事了，他年少轻狂，很没少做任性的事，但这是大定汴京城哪……

希尹心下苦涩不已，却不好袖手旁观，眼见着己方似落了下风，只好下场助拳。

但他却叫一个胖子拦了下来。那胖子看上去圆滚滚的，动起手来却似泥鳅般滑不溜手，转来转去的就是不硬碰硬，一味的游斗，让他有劲无处使，徒呼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