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生产周期太短。

兵器制造本身就是一个要求严格的精细工种，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可朝廷为了应付军事压力和庞大的军队数量，不断缩短工期。

以弓箭为例，弓箭制造素有“年弓月箭”之称，最早的时候弓箭的工期是一年，后来给改成一个月了。

一个月能做好一年才能做好的兵器吗？根本不可能。

其次，生产模式有误。

兵器作坊数量太多、分布不合理，重头轻脚，不利于材料集中利用，全国物资一股脑的塞入京师兵器作坊，光材料筛选就是一个大问题，造成严重浪费。

而且京师兵器作坊优先考虑御前系统，由此导致资料、工匠分配不均，破坏朝廷系统生产。更头疼的是地方兵器制造是按朝廷统一规划制造，根本不从实际出发。

第五，工匠缺乏。

工匠之所以持续减少，首先是因为工匠待遇差。

大定工匠其实就是相当于服役的役夫，工作条件差，工作任务艰辛，待遇不平等。

工匠有民匠和军匠之分，两者干同样的活，民匠待遇远不如军匠，辛劳所得只能养活自己，根本养活不了家人。

而就这点微薄的工资，官府有的时候不按时发放，有的时候还进行克扣，甚至还被上面的人盘剥殆尽。

工匠又不傻，想要马儿跑，也得给马吃草，要工资没工资，要待遇没待遇，谁给你干？

更致命的是，工匠还被上司挪作他用。

工匠本就不够，这些人还损公肥私，让工匠们给自己修修房子，打打家具什么的，加重了工匠负担，导致兵器作坊严重缺乏工匠。

厉害的时候，朝廷只能抓壮丁，找些不专业的人充当工匠。什么篾匠，泥水匠，都来搞兵器，都是匠看来没什么不同。

这样一来，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大定能制造出好的兵器才怪了。

但即便这样，兵器价格也是不便宜。而且，普通人很难拥有朝廷制式兵器。

大定建国后通过对军工业的官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对兵器的控制权。兵器产出后保存于各地的甲仗库、军器库，地方官员负责监管兵器以防止兵器滥用。在军队中，朝廷实行了士兵借支制度，禁止士兵长期储留兵器，但随着边防压力的增大以及士兵逃亡现象的存在，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遭到了破坏。此外朝廷还通过颁布法律的方式禁止民间私藏、买卖兵器，以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收缴天下兵器铸为“金人十二”，以防兵器散落民间引起社会不稳，秦朝后的各朝大体沿习了这一制度，如隋朝规定“禁私家畜兵器”。大定政府在建国之初对民间也实行了禁止私有、私造兵器的政策，比如建国后颁布的《定刑统》中明文规定：凡蓄藏禁兵器的人户，按律须处以“徒一年半”的判罚。

但朝廷所禁兵器并不包括弓箭刀枪、短矛这类普通兵器，不过即使是弓、箭、刀、枪这类非禁用兵器，其制造买卖过程同样受到宋朝廷的严格监管。凡“造弓箭、横刀及鞍出卖者，并依官样，各令题凿造者贯属姓名”，以方便州县的官员“察其行滥”。朝廷为防民众私造禁兵器，严禁制造兵器的技法流入民间，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有“诸军器样制，传写漏泄者，徒二年，许人捕，若制造辙改样及减功料者，杖一百”的法律条文。

政府希望通过兵器之禁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十分理想，常有私藏、私市兵器的情况出现。

不过，兵器之禁对防范农民起义和强盗作乱也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如方腊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参加响应的人数众多，却面临着全少器械的窘境。由于甲仗库贮藏有大量的兵器，每当有“盗贼”起事时，甲仗库都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之一。

总而言之，大定朝廷极力希望将兵器管理纳入一个正常有序的管理体系，在军队中禁止士兵随意携带兵器，以杜绝士兵作乱事件的出现；同时禁止兵器流入民间，以防威胁大定的统治基础。但大定长期存在的边患迫使朝廷不得不改变其兵器政策，逐步允许定军佩戴随身兵器，同时在民间广置乡兵或官给或自给兵器，导致兵器之禁逐渐松弛。加之普通兵器打造技艺相对简单，也使得私置、私市兵器现象难以杜绝。

至若大定的兵器，在长柄方面，有大刀、戟、斧、钩、鎚等，可说无奇不有，这些都是为了能以重步兵对抗游牧民的骑兵而制作的；大定战争的主要方向是同样是北方游牧民族，为了对付辽燕的骑兵，长矛、斧钺开始成为军队的主要兵器。

枪的地位尤其重要。可以说大定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记有捣马突枪。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木枪、鸦项枪、键枪、梭枪、褪枪、太宁笔枪、短刃枪、抓枪、藻黎枪、拐枪、拐突枪、拐刃枪等。

长柄大刀也很受重视，大定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

短兵则吸收了西北少数民族的风格，形式庞杂，有蒺藜，蒜头，铁鞭，连珠三节鞭，铁锏，铁斧，铁棒，铁鎚等，在接战时配合长刀使用，以破解敌军的铁甲。

冯过固然能赚钱，也是财力未逮，不可能大规模采购兵器，只让贾小春去购置了一批刀枪，其余更为昂贵的长短兵器便甭多想了，而弩和抛石机更是敬而远之。

他又不需要去攻城拔寨，唯求自保。

不过，他还有件心心念念的事，那便是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