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也好、旁观者也好，如果不是判断一桩案子的当事人走投无路、生活难以为继了，那么他们就会判断这个当事人是故意打官司，图谋什么东西。这样的人，不是“刁民“是什么呢？所以，在这样的司法制度大环境中，人们对兴诉、健讼的人没有好感。这是政治制度层面的逻辑结果。

如果知县、知州判断这个案子不可能推给社会力量化解，必须由官府出面，同时认定告状之人不是狡猾的刁民，他就会收下状纸。这叫作“挂号“，案子在官府记下了。这是第二道司法程序。

第三道程序是“发差“。官府派差役去拘传原告、被告、相关人等，或者搜集证据。

第四道程序是差役在官府规定的期限内，把相关的人证、物证调齐，把差事注销，叫作“销差“。这两个程序是差役们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吃完被告吃原告的时候，也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遇到刑事案件，官员往往亲自出马，带领仵作、差役、幕僚等亲临现场查勘，传问人证，搜集各种证据。

第五道程序是“过堂“，审问相关人等，官员进行判决。过堂有了结论，官员要把相关情况写好案卷，附上证词、证据，如果有人证还要看管好人证备查。一般情况下，民事案件和笞、杖刑案件，州县官员就判决生效(审结)了，司法案卷留着备查就行。徒刑及以上的案子，州县官府没有权力审结，必须把案卷、人犯押送到知府衙门，进行第二级审讯。州县是第一个审级，叫初审。知府衙门是第二个审级。知府再审，判断没有问题了，报给布政使司提刑官，如果有问题，发回县衙门重审。提刑官和知府一样，也是复核一遍，没有问题，发给布政使。

布政使的复审，是第三个审级。他可以审结徒刑案件，不用再上报，有权力决定流刑的判决，但需要把流刑判决上报中央刑部备查。死刑判决，布政使还需上报刑部，特别重大的案子要直接上报皇帝。

案子到了刑部后，就进入了最高审级。刑部要对死刑案件从头进行复核，往往会调阅地方的案卷，还会要求押解人犯到京受审。死缓的就归入监候，立刻执行的归入立决，报皇帝裁定。死刑立决的案子并不多，大量案子都判了监候。监候不是说不执行死刑了，而是留到秋天进行“秋审“。秋审由刑部秋审处负责，秋天的时候把历年积压下来的死缓人犯、案卷，全都拿到东胜门前面排开，一个一个审问。死缓案子最终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种是确定为死刑，归入“情实“，推出东胜门西边的虎门。第二种是觉得案件还有疑点，归入“可疑“，留待第二年再秋审。第三种是“可矜“，指的是犯人罪有应得，情有可原。可矜的犯人可能减等处理，改判流刑或者充军。第四种是罪犯的确得判死刑，但他是九代单传，如果把犯人杀了不合适，就归入“留养“。留养的犯人可能减等处理，并增加附加刑。秋审判决，大多数监候案件都会归入“可疑“，继续关押，再推给下一次秋审。有的死缓犯人，可能坐了二三十年的大牢，最后遇到大赦而出狱。如此反复，也是为了凸显司法中的道德色彩。特别重大的案件，皇帝一般会组织三法司会审。三法司确定后，立决的由皇帝勾决。

总而言之，不管是官府还是百姓，对司法其实是排斥的，都觉得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有事尽量不要往官府跑。官员不愿意老百姓打官司，多一桩官司就证明有一群老百姓没有教化好，是官员工作不力的表现；多一起诉讼就证明统治不像预想中那么平稳顺滑，有矛盾、有冲突，每一起诉讼都暴露出行政治理的一个问题。更何况，万一遇到了疑难杂案，迟迟难以审结或者审判错误，官员会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搭进去。

老百姓也不愿意打官司。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打官司都得到监狱里走一趟，因为随时要准备受审。万一案子审个十天半个月，不但没了正常收入，而且还要给牢头和狱霸送礼行贿。过堂的时候，上上下下又要打点。县官老爷得贿赂，不然担心他动刑，或者做出不利的判决；差役也得贿赂，不交钱的话要受皮肉之苦；书吏还要贿赂，不交钱的话他把你的案子往后拖，八月初一“挂号“，十月初一才“过堂“，你要在监狱里待两个月。如果行贿了几两银子，他可能八月十日就安排过堂了。

老百姓不愿意打官司的另一个原因是精神受辱。司法案件相关人等都要羁押，随时候传，有家不能回，受尽差役、狱卒的侮辱。更何况在熟人社会中，比如王五成了张三和李四案的证人，王五说话，总会得罪一个人，得罪了一个人就意味着得罪了他整个村子的人，得罪了他整个宗族的人，所以老百姓不愿意牵涉到案子里去。很多时候，差役发差，到村子里一看，整个村的人都跑光了，找不到一个证人。万一碰到了人命大案，县官带着一大帮人到村子勘察，翻墙倒柜，能把半个村子都指为现场，半个村子的人都回不了家。差役们说你家房间是第一现场，那你就回不了家了，他说四邻都有嫌疑，所有的人都得抓回去。所以碰到杀人案，村民宁可把尸体移到邻村去，也不能让人去报案。有的当事人，官司打了一半，坚持不下去了，要撤诉，他还得行贿送礼，给差役和书吏“息诉钱“或者“和解钱“。所以，一般人不是被逼上绝路了，是不会打官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