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丽的示好不闻不问甚至往外推，真的是大定短视还是秀逗么？当然不是。

熙宁四年，高丽派遣民官侍郎金悌使定，使团有近一百一十人。金悌到达汴京后向明宗献高丽大量特产，高丽使者得到了宋帝的热情款待，诏待之如宁国使。

在定丽复交友好相处时期，大定朝廷中出现一派反对定丽复交的朝臣，尤以苏轼为最。

他就定丽关系先后向明宗上奏七封奏折，有《高丽进奉状》《论高丽进奉第二状》《乞命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等。

他在定丽政治交往方面的主张是：高丽是辽之盟国；中断定丽关系可避免定商借口往高丽而通辽，与高丽的交往并没有给大定带来益处，反而损失了大量财力和人力。

苏轼在对高丽文化交流上主张对髙丽严格实行书禁，对两国科技艺术交流也持否定态度，对定丽佛教文化交流进行干扰。

是苏轼糊涂吗？答案自是否定的。

苏轼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一文中指高丽为“无厌小国”，并称：“高丽人使，每一次人贡，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而有五害。”苏轼对联丽制辽（燕）战略说不，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从经济上看，实施联丽制辽的战略投入大，成本高，已成为朝廷和纳税人很大的负担，实在难以为继。为迎接高丽来使，在高丽使者所经的路线上，专门建造“高丽亭”接待他们。苏轼叹其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将其列为“五害”之一。定人笔记文献中多次提到朝廷“待高丽之礼特厚”的情况。如在明州，高丽使臣一踏上大定的土地，便有使馆接待，有引伴使在等候，并且沿路都设有亭馆，专门待高丽使来。在苏州，于城中辟“怀远”、“安流”二亭，及盘、阁之外各建大馆，为亭栈之所。其他如京东、淮南等地也都筑有高丽亭馆，以致密州、海州之民不堪劳苦，纷纷逃亡。定廷还在河北设五都仓，通好高丽，如此巨大的接待丽使开支，费悉官给。甚至对高丽国的贡赐贸易也特别优待，诏立高丽交易法。高丽借朝贡而趋利，每次来定的人员都比较多。这种大规模使团的接待是要花费不少银两的。而高丽人所朝贡的，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其却利用朝贡之名从事贸易活动，以此获得利益。大定花了差旅费给高丽人做生意，还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并给予优厚的赏赐，这对高丽来说简直太划算了。高丽也正是看到了大定外交的矛盾，而大行其便。元丰三年批“高丽国王每朝贡，回赐浙绢万匹，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有伤事体。宜自今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永为定数”。这就是说，无论高丽贡品价值几何，定廷都回赐浙绢万匹。此外，苏轼还质疑：“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

从安全上看，联合高丽容易泄露军事机密。辽以及西宁、燕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大定的江山，在这一点上，大定君臣神经一直紧绷着。对辽、燕，大定是“禁出文书，其法甚严”。但对高丽的疏于防范却使得辽有了可乘之机。于是，高丽就成为辽燕获得大定情报的重要来源。因为，高丽采取的政治上对辽国朝贡、文化和经济上跟大定密切往来的双轨政策，是得到辽默许的。苏轼言高丽使节来定后，“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朝臣如苏辙也曾多次提出与高丽交往有失密的可能。如“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阴为契丹耳目。”苏轼认为与高丽交往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招致辽燕而引来对大定的不利，而高丽态度暖昧，游离于定、辽之间，其与定交往的目的，也在苏轼的怀疑之内。与高丽的交往，在客观上会造成失密、资助敌国等等不利于定的结果，这都是苏轼反对深交高丽的主要原因。

从地缘上看，高丽与辽国接壤为邻，大定与高丽隔海相望，并不接壤。辽丽关系比辽定关系更加攸关于高丽的国家安全。高丽面对契丹的强大武力，为势所迫，不得不接受契丹册封，尊奉其为宗主国。

从政治上看，高丽为契丹的属国，奉辽国为正朔，屈居藩国，专事契丹。随着高丽向辽称臣纳贡，辽逐渐确定了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并一直保持到辽国灭亡。从定与高丽的交往内容中可以看出，两国的交往主要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的，并没有促成实质的军事上的同盟。

应当说，苏轼对联丽制辽战略实践效果的判断是正确的。大定为其奉行的“联丽治辽”政策付出甚大，但联丽的实际成效却根本没有进展，可谓是得不偿失，苏轼、苏辙及其他反对联丽的定臣的失望和不满不能说没有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反对联丽制辽态度的人数越来越多。原因就是大定与高丽间的抗辽联盟始终没有形成，“联丽治辽”政策的初衷和目的无法实现，大定所得收效和与其投入反差太大。

冯过自是了解这其中种种源由，即便在那个时空，棒子国也是善于以小搏大，独善其身，对外交分寸的拿捏十分老道，善于投棋布子，应对出招，国家虽弱，外交不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