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高托山及张迪之乱，又有青州张仙、济南府孙列、沂州武胡、大名府杨天王、郓州李太子、密州徐进、水鼓山刘大郎等人揭竿而起，这些起义规模从十几万人都几万人不等，其余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更是数不胜数。

朝廷依然惯伎重演，一方面任命宦官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率领刘光世、张俊、杨惟忠、辛兴宗、王渊、韩世忠等将领，分头镇压；另一方面，又采取招安政策，对农民军进行分化瓦解和诱降活动。

崇宁五年十二月皇帝下诏：农民军“如能出首，应已前罪犯，一切不问，并与释放，……内有系首领人，当议优与补授官资。”

崇宁六月正月的诏令中又说：农民造反是由于政府“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表示农民军只要不杀人放火，“余一切不问，并与放罪”，还可以免除崇宁五年农民未交纳的各种赋税，只要投降，义军首领还可“具名闻奏，当授以官爵”等等。

在大定政府的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降下，农民军内部一些意志薄弱者便动摇了。

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率部活动于青、徐、沂、密等州，众至三十万，声势极盛。崇宁帝以内侍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率兵镇压，杨惟中、王渊、张俊、辛兴宗、韩世忠等皆预其役。仅半月，高托山战败投降。

河北青州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号称十万人。二月，在擂鼓山战败后，便失去斗志，接受招安，向大定朝廷投降，崇宁帝也下诏“补官犒设”。

活动于山东的起义军贾进，有众十万，曾南进抵达淮上，朝廷遣使招安，率不生还，劝降使者全被杀死，定将辛昌宗率兵围攻，也被打得军败身没。但后来这支队伍也没有坚持到底，三月，在张仙被招安之后不久，贾进与五十多位首领也投降了，十多万农民军从此瓦解。

另，两浙地区也不安宁。

在镇压方腊起义的过程中，大定官军为了取得首级报功领赏，他们进入起义地区后，不问是否起义军，见人就杀，甚至有的士兵还闯入农民家里，将全家杀死。因此，“是役也，用兵十五万，斩贼百余万，自出师至凯旋，凡四百五十日，……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

官军的大屠杀，激起了人民的更大愤怒，许多人逃入深山，决心与大定统治者斗争到底。

另外，在镇压方腊起义之后，崇宁帝很快又恢复了“应奉局”，让宰相王黼和宦官梁师成两人主持，继续对江南人民进行勒索。在东南地区作恶多端的朱勔，因方腊之乱一度被撤职，这时也被起用，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总之，在镇压方腊起义之后，东南人民所受封建压迫剥削依然很重，阶级矛盾并未得到缓和。因此，农民的反抗斗争自然也没有停止，只不过化整为零罢了。另外，不堪压迫剥削的农民，还发动了一些新的“起义”。

比如淳安县咸平洞一带农民，为了报仇，他们又“集结死社”，并“侵掠州县”，浙西安抚使慌忙调集严州（原睦州，方腊起义失败后改名）禁军二百人及土豪方庚等前往镇压。永平乡管村农民管孙众等人也啸聚报怨，他们打进地主唐三十六家，杀死了这个恶霸地主，并毁其房屋，剿了他的家。农民徐横、徐机、徐公爱等人，也各有纸甲器刃，结集贼众，抢了一家汪姓地主的钱米，并与前来镇压的土军、团丁等进行战斗。

总之，各地民乱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难以遏制。

嗯，造反福利好，大伙凑热闹。

一时间，大定朝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定君臣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大定江山动荡不安、风雨飘摇。

值此多事之秋，冯过也无法独善其身。

盖因威胜军也出了位造反达人——“河北田虎”张迪！

仅仅半月余，张迪便如蛟龙出海般搅动风云，其势也汹涌，风头之盛一时无俩。

张迪者，人送绰号“河北田虎”，本是威胜州沁源县一个猎户，有膂力，熟武艺，专一交结恶少。本处万山环列，易于哨聚。又值水旱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

张迪乘机纠集亡命，捏造妖言，煽惑愚民。初时掳掠些财物，后被通缉遁入山林，不知所踪。

但自崇宁六年正月末始，张迪纠集聚拢数万流民侵州夺县，官兵不敢当其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