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历史留下来的东西经过沉淀，可以说都是精华部分，为了研究前人的智慧，张晓辰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在这上面。有那么一段时间，和唐小雨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张晓辰隐约感觉用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加上他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先不说地球上这乱七八糟的状态，火星上还有如来佛祖等着他们接回来。

又一天早上，张晓辰随便吃了点东西，做完每天的例行修炼后就开始起学习来。

他慢慢了解到先秦到汉初，子学兴盛。

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统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结束，诸子开始走向衰微。在诸子开始衰落的同时，道教开始兴盛起来。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变；道家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始终不曾泯灭。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然诸子传说，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诸民间。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即经、传、诸子、诗赋），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

此之求书，即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诸子传记充牣中秘，郡国绝少传书。故河平、阳朔之间，东平思王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白：“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正如罗焌在《诸子学述》所说，汉时诸子之书，藏在秘府，非其亲近，不能与目。有欲学者，求之则不得，借之则不与。是又变私学为官学，仍袭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学之衰，谓非当日君主专制之弊，吾不信也。诸子之初兴也，因周末之王纲解纽；其废坠也，因秦制之以吏为师。自余诸因，皆缘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学，直至近世，始有复兴之机。

司马氏说：“我们认为，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着作。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着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着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

20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

当那时的人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也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

梁阮孝绪（479—536）说：“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