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有篇小说，《亲亲土豆》，非常感人。我本来想模仿人家写一篇《亲亲红薯》，一想不对，我不亲红薯，只亲粉条。虽然红薯与粉条是同一样东西：红薯是粉条的前生，粉条是红薯的今世。

现在北方的农闲时节，不打工的农民，可以在家里悠闲的窝上一个冬天。但我小时候，没有农闲之说。冬天不下地，家里的活可就开场了。整整一个冬天，父母都在忙。尤其是父亲，不是下粉条，就是编耙子。来年的种子、化肥、农药，孩子们的学费，七七八八的开销，全指望冬天呢。

下粉条是集体劳动，单家独户做不了，所以在孩子们看来，更有意思。这也是最耗时耗力的活儿。首先，挖呀刨呀，一车一车红薯拉到家里，清洗干净，堆成小山。然后，雇“打渣机”，粉碎红薯。这个活儿得有邻居互帮互助，两三个人不够用。之后，过锣：把粉碎之后的红薯放在细纱锣里，加入清水，用一个木制工具不停的挤压，使红薯中的淀粉随水分渗漏出去。一锣顶多能放二三十斤吧，所以，几千斤红薯要放多少锣，我算不出来。这个活太重，只能男人来干。过完头锣，还要过二锣：把过了一遍锣的红薯渣，再滤一遍，还能滤出少许淀粉。父亲没日没夜的过锣，天还没亮就开始，天很黑了还不结束。

那时父亲多带劲儿啊：三十来岁，两儿一女，日子虽苦，却有盼头。就是那些年，父亲苦干苦省，连着建了两座房，日子虽不拨尖儿，也算兴旺了。后来，弟弟出了事，人生大逆转，十几年都缓不过来。

过锣要大量用水。水从何来？一下一下，从小水井里压上来。家家都有压水井。母亲自然是一天到晚压水；我们三个，只有哥哥能帮点忙，替替母亲。

淀粉和水一起流到一个铺了塑料布的大池子里。不久，淀粉凝结成块。把水舀去，切成块，吊到房顶上晾干，就成了雪白的粉面。之所以吊到房顶上晒，是因为房顶干净，不易混入杂物：哪怕一个小小的草梗树叶混进去，将来粉条上也会鼓起一个疙瘩，影响卖相。房顶上，也免不了高大的榆树上飘来细碎的树叶。那就得拣，拣的越干净越好。

到此为止，一切都还是准备工作。做完这些，也进了九了，天寒地冻。要的就是天寒地冻！一项宏大的工程开始了：下粉条。

下粉条，三两家邻居是不够用了。至少需要以下这些人：一个人，负责烧大锅，锅中水要保持沸腾；至少三个人负责和面，用专门的大磁盆，把粉面反复揉和，直到韧性很强，软硬适中；一个人下粉：右手端瓢，左手轻捶右手腕，和好的粉面均匀的通过的瓢上的小孔抖到锅里；一个人，手持长木棍，在锅里搅拌几下，待粉条熟了，用大笊篱捞出，倒进院子里早就准备好的大盆里，大盆里早已装满了冷水；而院子里，至少有两个人，负责把盆里的粉条捊顺了，搭在一根三尺来长的木棍上，再把木棍横放到预先支好的两根横杠上。没有六七个人，这个活儿是铺排不开的。

我们家院子比较大，有好几年是在我家进行的。左邻的堂哥，前街的族兄，西边的族叔，族爷（辈分虽大年龄不大，也不过四五十岁），七八条汉子，开始了精诚合作。这两天下我家的，再过两天下他家的，直到下完为止；有时也转移阵地，下谁家的粉条就在谁家。我们小孩子，跑来跑去看热闹，捞一根刚出锅的粉条吃吃，或者看大人们怎样把一堆粉条弄得顺顺溜溜。中午，大人们去吃饭，我从大盆里揪一块面团，放在锅底的余火上烧。烧好了，又香又筋道；烧不好，变成黑炭球。

是不是到此为止了？工序还多着呢！粉条刚捊出来，虽然顺了，可是粘在一起；怎样一根一根分开呢？这就是天寒地冻的意义了：先把粉条晾在院子里，在零下几度甚至十几度的低温中，冻成个大冰疙瘩；第二天，再用木棒捶散，粉条就一根一根分开啦。但是，冰疙瘩太硬，捶不动，得想办法。烧一大锅热水，在热水里涮一下，就容易捶开了。但是，即便涮了一下热水，冰疙瘩还是冰冷冰冷的。母亲捶呀捶呀，手都冻木了；热水里泡一下，恢复知觉，继续捶。母亲就是这时落下了病根，后来很多年，大热天也不敢碰冷水。她们那一代人，尤其是女人，不落病根的少。

还没完。捶完之后，等个大晴的天，晒粉条。家家户户都在外面晒，一排一排，非常壮观。我们钻来钻去，如捉迷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拣地上的碎粉条，夹在整把的粉条中。晒干，收起，年前年后卖掉，家里就有了活钱，日子就不愁了。

我对粉条有感情。虽然年年下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粉条，母亲并不舍得给我们吃个够。除了卖钱，也要留一些送人，姑家几斤，舅家几斤，姨家几斤，母亲包好了，父亲一一送去。不给说不过去，给多了也舍不得。太缺钱了。

离开家乡，才知道，粉条有那么多种：藕粉、米粉、土豆粉、大豆粉……最爱的，还是家乡的红薯粉条。